报载），平安才陡然发现传真上有一条“天大的线索”。
就像一个警察路边招手只不过想搭个“顺风车”，不料却发现驾车之人居然是个酒鬼；或者就像那个保安不过拎了电筒照常巡夜，却照出个意外的惊奇的“WaterGate（水门事件）”。
还有比这更幽默的。龚建平只顾着“发牌”却忘记了数数，结果让孙继海像“ET”般混入人群继续乱跑。我现在终于相信“技术失误”的说法了——而且是“算术失误”。但中国足球是一定要亮出点“特质魅力”吸引市场的，既然我们学不来阳光般灿烂的贝帅哥的“性感”，就不妨像德赛斯那样来点“噱头”从虎口中脱险。
比如说很幽默的那一句“3号隋波”，就会有很幽默的那一段结尾——录音带里大多是些淫词秽语。
又比如说很有些“正本清源”意味的“打假行动”，居然拖上一条摆不脱“记者采访权利”的硬尾巴，就像会扬起支击的老虎尾巴一样。
长达20年来，中国足球都在悲剧中挣扎，可能，下一步我们得生存于“喜剧”之中了。
鲁迅说过，不能嘲弄别人，不妨有时嘲弄自己罢，这才是一个真的现状。
中国足球说，不能幽默对手，只能幽默自己。这也是一个真的现状。
因此，性感不了的我们会渐渐变得幽默起来。好比那个长得如搬运工的老歌星对天嘶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幽了自己一默，引无数美女竞折腰。
这是中国足球求生之道——幽默，幽幽默，幽幽幽默，幽幽幽幽……
恐怖手段
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说：缺乏恐怖手段，任何美德都将是对丑恶的纵容。
拿不出对“假球”的恐怖手段，“证据”一说实质就是滑向对丑恶的纵容。面对横行猖獗的老鼠，先请科学家论证老鼠是否有害，要向当局申请“狩猎许可证”，如果这样，这个世界将被鼠辈统治。
再纠缠于“渝沈假球”个案的推断，或者对“国安精神”简单的推崇，可能是对自己智商的一种嘲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失控”，源于没有一个控制丑恶的制度。
马克思说：“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甘愿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为了保住甲A，中国球队当然也会冒天下之大不韪。
问题是，建立这种监控制度本身并不难，为什么没有一个罗伯斯庇尔现身呢？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打“假球”最著名——一个是塔比，另一个是格罗贝拉。其实他们仅仅推杆了一次假球，就遭受了诉讼之苦。
事情到了中国就有趣得多，“塔议员”会在当上总理时“证据”还未备齐，格罗贝拉则会在津巴布韦老家一处风景迷人的所在颐养天年。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有没有假球”，而在“有没有恐怖手段”制约假球，甚至——有没有愿意实施“恐怖的手段”制约“假球”。
我认为，“假球与证据密不可分”存在着逻辑缺陷。因为“假球”本身就是“证据”，我们完全不必在听到人人喊“打”的时还帮着老鼠找“证据”。这个推理表明，鼠辈肆意猖獗罪不在鼠，而在养鼠为患的人。
’99中国职业联赛之末暴露出的绝不仅仅是个案，它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几年“假球”背景的挖掘，寻找“恐怖手段”及能实施这个手段的“罗伯斯庇尔”——这才是唯一出路。
“打假”还是“假打”，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法官与匪徒沆瀣一气，这个世界将要毁灭。
历史的真相
猴子变成人的时候，达尔文不在现场。但这并不妨碍他得出“人是猴子变来”的结论。
中国足坛的假球交易，你也根本不用直击现场。这不妨碍你得出“中国足球比媒炭还黑”的结论。
人，本来就是猴子变来的。即使没有达尔文，“达尔武”某一天也会跳将出来，高擎几枚化石颚骨——“嗨！我的祖先是猴子。”
历史的直相，用不着“打假万里行”决定，“猴子”早就变成“人”了，它至多不过额外向你提供些零星牙齿或趾骨碎片。
所以，一定要通过“打假秀”才相信真相的人，就如同一定要监视了“猴子到人”的全过程才相信“进化论”一样，属于幼稚得不可救药。
当然，这种说法会令有些人极难受，就像当初得知“人是猴子变来”一样，达尔文差点被架去广场火焚了……但随着大量腕骨、腿骨、肩骨、颅骨的发掘——人的“猴子真相”将大白天下。
“打假万里行”说明不了全部问题，或者说没等到“打假万里行”问题已被说明了，中国足球的兴衰成败将按本来的规律进行。“猴子是会变成人的，但人却不会变回猴子”。
我劝告，你不可能守着东非草原某个大坑痴痴发呆，也就不必守着“打假秀”冥想可能让你痛心疾首的真相。
后来有人站出来“揭发”达尔文，认为他那堆骨头、那套推算都是错的。“人，其实是海豚变的”，因为只有海豚才会流泪、才会“呵呵”傻笑。
看来人是不愿意接受“丑陋的真相”的，海豚比猴子可爱优雅，因此就连大英博物馆的化石骨头也可能算不了数。
这是人的悲哀，而非猴子的悲哀——拼命要探知“真相”的人实际在拼命否认“真相”。浩浩荡荡的“打假万里行”，我看见一群人坐在“历史的化石”上傻傻的作沉思状……
“糙哥”一怒为裁判
“天下第一糙”的马拉多纳在那个被裁判搞得伤心欲绝的“意大利之夏”，对阿维兰热愤怒咆哮，“今天，我不知道上帝的眼睛是否闭着。”
吸毒、召妓、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