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颤颤巍巍地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瓦斯特维克号”的船长西古尔德·杰贝克与那名意大利船长截然不同。这个船长是个挪威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人很严厉，但很正义。他尊重他所信仰的《圣经》里的戒律，同时也尊重海商法。杰贝克船长严厉但却又很细致地对亨利·杜瓦尔解释说，偷乘者是不必被迫干活，但可以自愿地干些活，只是没有工钱。总之，无论他干不干活，他都能得到与其他船员一样多的伙食定量。杜瓦尔选择了后者——自愿地干活。
与那位意大利商船船长一样，杰贝克船长也一心打算在他停靠码头时，就把这个偷乘者弄走。但他与那个意大利船长不同的是，在了解到杜瓦尔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甩掉之后，他并没有产生虐待他的念头。
就这样，亨利·杜瓦尔在船上待了20个月。在此期间，“瓦斯特维克号”航行了地球上海洋的一半，运送着货物。他们单调地，缓慢地行驶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们到过北非，北欧，南欧，英国，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每到一地船长就请求允许亨利·杜瓦尔上岸，然而这些申请都被断然拒绝了。港口上的官员提出的理由总是不谋而合：这位偷乘者没有证件，没有身份，没有国籍，也没有权力。
后来，“瓦斯特维克号”安下心来接纳杜瓦尔为永久的水手。很快这个年轻的偷乘者便成了船上的宠儿。
“瓦斯特维克”上的船员是由各个不同国籍的水手组成的，其中包括波兰水手，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印度水手，一名中国水手，一名美国水手，还有几名英国水手。斯塔比·盖茨是这几名英国水手中公认的领袖。就是这伙人接纳了杜瓦尔，使他的生活虽说不上舒适，至少在船上这样拥挤的条件下，还算是可以了。他们教他说英语，现在尽管他的口音还很重，措辞还很笨拙，但至少在双方都具有一定耐心的情况下，他讲的话别人可以勉强听懂了。
这是亨利·杜瓦尔很少遇到的慷慨与仁慈，他对此抱以的回答，象一只热切的小狗报答它主子的赞许一样殷切。现在他为船员们个人服务，在高级船员餐厅里帮厨，还在船上当个跑腿的。作为回报，船员们把从岸上买来的香烟和糖果送给他，偶尔杰贝克船长也给他一点钱，由别的船员代替他花掉。但尽管这样，杜瓦尔仍是个囚徒，这个一度是他的庇护所的“瓦斯特维克号”成了他的监狱。
就这样，以海为家的亨利·杜瓦尔在圣诞节前夜来到了加拿大的门槛前。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中间，丹·奥利夫从不同的角度重复了一些他先前提出的问题，为的是造成这个年轻的偷乘者在谈话中产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诡计失败了。除了语言的不通造成的误解外，事情的主要情节是相吻合的。随着他们之间的交谈的深入，误解又一个个澄清了。
谈话接近尾声时，丹有意措辞模糊地提出了一个暗示性的问题，但杜瓦尔拒绝回答。他用他那双黑眼睛打量着丹。
“你欺骗我，你怀疑我说谎，”杜瓦尔说道。丹再次在杜瓦尔身上看到了他早先看到的那种无意识的尊严。
丹·奥利夫看见自己的诡计被戳穿，感到有些羞愧地说道：“我只是想进一步核实一下。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他们又接着谈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现在，丹回到了《温哥华邮报》的那间狭窄的，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坐到了他那张年久失修的办公桌前，摊开了他的记录本，伸手拿过一束稿纸。他边用复写纸草草地写着，边对坐在对面本地新闻编辑桌前的值夜班的市区版编辑埃德·本尼迪克特大声说道。
“埃德，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报道。你能为我安排多少字。”
编辑考虑了一下说：“不超过1000字。”
丹点了点头，并把椅子朝打字机前挪了挪。还可以，他本想多写点，但如果写得紧凑点，1000字也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他动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