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的微笑。而杰贝克船长则在认真地听他陈述。
阿兰还是象上次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本案带有感情色彩的方面。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中只能这样做。但在整个陈述过程中，他大脑的一个角落里一直浮现着那个年轻偷乘者那令人难以忘怀的表情，那夹杂着希望与无可奈何的表情。一两个小时以后将是哪种表情为主呢？是希望还是无可奈何？
他用两天前曾用过的同样的论据作为他的结束语。他说，即使是一个偷乘者也有权请求移民部举行专门听证会，调查他的移民状况。如果拒绝为任何外来者举行听证会，那么即使是一个真正的加拿大公民也可能由于丢失了身份证明而被拒之国门之外。他的这些陈述仍然是上次曾使威利斯法官露出微笑的那些内容。
但这一次法官没有笑。从笔直地坐在法官椅子上的那位灰白头发的人脸上，人们看到的只是阴沉和冷淡。
作了10分钟的陈述后，阿兰在痛感自己无能的遗憾中坐了下来。
现在，宽肩阔背的巴特勒律师很自信地站了起来。他带着自然的高贵和威严面对着法官，那风度使阿兰觉得他俨然是个古罗马元老院议员。
“尊敬的阁下，”他那文雅、低沉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我带着兴致和崇拜的双重心情，倾听了我那杰出的同行梅特兰德先生的证词。”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汤姆·路易斯耳语道：“这个狗杂种是在说你年轻幼稚，可他却不用这个词。”
阿兰点点头。他也有同样感觉。
那个声音继续说道：“有兴致是因为，梅特兰德先生把一条很简单的法律进行了极为新颖的首尾倒置；崇拜是因为他有，或者似乎有一种出众的能力，能用极小的一把法律稻草制出砖头来。”
如果这话出自其他任何人之口，都将显得野蛮、粗鲁。但出自巴特勒之口，加上他那友好的微笑，这番话却好象是善意的教诲，只不过带了一点点挖苦的味道。
在阿兰后面，有人哧哧笑了一下。
A·R·巴特勒继续说道：“阁下，正如我想努力说明的那样，这件事情的简单事实是，我的同行的当事人杜瓦尔——我要插一句，对他的特殊困难我们很清楚，移民部对之也极为同情……事实的真象是，对杜瓦尔的拘禁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是根据拘留令进行的，该拘留令是按照加拿大移民法，通过正确而恰当的手续签发的。而且，我要向阁下指出，‘瓦斯特维克号’船的船长拘禁杜瓦尔完全是依法行事，如同我的同行阁下的报告一样合法。事实上，如果船长不这样做，那反而……”
巧妙、优美的词句被流畅地编织了出来。阿兰在陈述中不时结结巴巴，找不到适当词句，而巴特勒的证词顺畅流利、抑扬顿挫。阿兰的论证迂回曲折，有时吞吞吐吐，而巴特勒则明确有力地层次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然后自然地转入论证下一个问题。
他的证论是使人信服的：对杜瓦尔的拘禁是合法的；法律要求的一切都照办了；船长没有错，移民部的工作程序也没错；作为一个偷乘者，亨利·杜瓦尔没有合法权利，因而他不能要求为他举行移民听证会；至于阿兰假设一个加拿大公民被拒绝入境的论证方法太牵强附会，简直可笑。巴特勒真的笑了起来，当然是宽厚的笑。
阿兰在心中承认，巴特勒的作证的确精彩极了。
巴特勒结束道：“尊敬的阁下，我请求法庭驳回该申请，取消‘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他庄严地鞠了一躬，坐下了。
仿佛是一位名星走下了舞台一样，小小的法庭里一片静穆。自从开始时说了一句“你的这个是怎么回事？”以来，威利斯法官一直没有再说话。虽然在这里没有情感的地位，但阿兰仍希望能看到法庭表示一点同情，然而他什么也没看到。看他们的表情，法官席上的人好象是在讨论砖头和水泥，而不是在讨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时，法官变换了一下他坐在高背椅子里的笔直姿势，看着他的笔记，伸手拿过一杯冰水，呷了一口。阿兰看到，记者们有些骚动起来，有几个在看表。他想，可能有几名记者的最后截稿时间要到了。虽然已经过了11点钟，但法庭里仍坐得满满的。只有几位有事的律师离开了。阿兰回头望了望，发现后面原来的一些空座现在也坐上了人。
自阿兰进到法庭里，现在是第一次听见了外面都市的声音：时高时低的风声、车辆声、一阵好象是风钻的轰鸣声、远处的一阵铃声、海边的一艘拖轮发出的低低的汽笛声。也许是一艘船要离港了，就象“瓦斯特维克”号一样很快就要离港了，也许仍带着杜瓦尔，也许会把他留下。嗯，一会就见分晓了。
一片肃静中出现了一声椅子擦地的声响。是托兰德站了起来，船社的律师。他那刺耳的粗糙嗓音与色特勒优美的低音形成强烈的对比：“尊敬的阁下……”
正在看记录的威利斯法官抬起头来，他那严厉的目光射向法庭。“不，托兰德先生，”他说道，“我不需麻烦你了。”
那律师鞠了一躬，坐下了。这么说就这样了。
法官的打断只能意味着一个意思。那就是，阿兰的证词已被推翻了，不再需要另外的论证来进一步驳斥它了。
“好吧，”汤姆耳语道，“反正我们已经努力了。”
阿兰点点头。他觉得自己早就知道会失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战略是兜个大圈子。然而在失败到来之时，他仍然感到了它的苦涩。他不知道自己的缺乏经验和紧张在多大程度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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