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的手。“请允许我祝你事业成功，”他说道。“也许有一天你会进入政界。我觉得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
阿兰平静地说道：“我不会的，总理先生。政界里令我不喜欢的事情太多了。”
当阿兰·梅特兰德走后，总理又挑了一棒巧克力，若有所思地咬着。过了一会儿，他唤来了行政助理，不耐烦地要看他晚上讲演的稿子。
在温哥华大饭店的候客厅里，丹·奥利夫正在等阿兰·梅特兰德。看见阿兰下来，他满怀希望地问道：“有什么变化吗？”
阿兰摇摇头。
“嗯，”奥利夫欢快地说道，“你的行动使公众继续注意这个案子，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阿兰阴郁地问道：“是吗？你说说，如果政府不肯让步，公众又有什么办法？”
“你没听说吗？公众可以更换政府，这就是办法。”
“啊，那太好了！”阿兰说。“我们就等着大选吧，到那时给亨利·杜瓦尔寄个明信片，把好消息告诉他。但愿我们那时知道他在哪里。”
“走吧，”丹·奥利夫说道。“我开车送你去你的办公室。在路上你还可以给我说说豪登都讲了些什么。”
当阿兰走进办公室时，汤姆·路易斯正在他自己的玻璃隔间里。他和丹·奥利夫一路交谈着，将他送回来后丹就开车走了，大概是回《温哥华邮报》了。阿兰又向汤姆重复了一遍他与总理谈话的内容。
汤姆说：“我看，你一旦咬住了一块骨头，你是决不会松口的。”
阿兰点点头。他在想是不是应该给莎伦打个电话。也许没什么理由要打电话。自从两天前他们通过话以来，他们一直没再通过话。
“对了，”汤姆说道。“你的办公室里有你一件包裹，是司机开车送来的。”
阿兰好奇地走进自己的小间。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方形的、用纸包起来的包裹。他打开纸包，拿出一只盒子。他打开盖子，发现在一些软纸下面露出一个泥塑人形，是尊头肩胸像。旁边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想把它塑成克雷默先生，可它还是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请别用针——千万别！爱你的——莎伦。”
他拿起那尊人像，惊喜地发现，它是一尊模仿自己的半身像。
在离总理下榻的温哥华大饭店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威利斯法官正在自己的接待室里踱着步，他已经这样踱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向面目冷峻、严厉、外表镇定的威利斯法官，此时内心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搏斗。
他内心这场战争的战线很明确。一方是他作为法官的道德准则，另一方是他个人的良心。双方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亨利·杜瓦尔。
埃德加·克雷默告诉总理的行政助理说：“杜瓦尔的支持者们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法律步骤可采取了。”
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寻找法律范例，阿兰·梅特兰德也得出了同一结论。
但威利斯法官所掌握的知识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他所掌握的知识十分有力，如果立即加以使用，就能把亨利·杜瓦尔从船上解救出来。至少是暂时的。甚至可能是永远地解救出来。
打开牢笼的钥匙藏在一本厚厚的装订文献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告》第34卷，1921年。法官的桌子上现在就放着一本。书被翻到以“对艾哈迈德·辛格的公诉”为标题的一页。书纸和上面的字迹都已褪色变黄了，但它们包含的法律原理仍然有效，用法律术语来讲，它包含的“裁决理由”依然成立，如同它是昨天宣布的一样。
当时，一名加拿大法官裁决道：艾哈迈德·辛格在1921年……“不能仅仅被驱逐到一艘船上。”……因此，今天的亨利·杜瓦尔也同样不能。
那位早已谢世的法官当时宣布，任何人都只能被驱逐到他所来自的那个国家，而不能到其他地方。
但“瓦斯特维克号”并不是去黎巴嫩的……不是去亨利·杜瓦尔来的那个国家和他当时上船的地方。“瓦斯特维克号”是一艘不定期航行的远洋货轮，它去的下一个港口是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再下一站现在还不清楚……
因此，对亨利·杜瓦尔的拘禁令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合法的。
这是对艾哈迈德·辛格一案的裁决中说的。威利斯法官是极为谨慎地了解到有关“瓦斯特维克号”的情况的，他对这一案件的进展情况也是极为谨慎地进行了解的。
他前几天得知，阿兰·梅特兰德和汤姆·路易斯正在寻找能制止驱逐杜瓦尔的法律判例。后来，他又得知两人没有找到。对这一结果他毫不惊奇。
他并不责怪两个年轻律师没有找到“艾哈迈德·辛格”案卷。那个案卷被错误地摘编到“加拿大摘要”部分的索引里了，而这种事并非罕见。要不是威利斯法官很多年前极为偶然地发现这个案例，他也决不会知道它会编在这部分里。从那以后他一直记着这件事。
威利斯法官想，如果他是亨利·杜瓦尔的律师，他就立即申请一个新的人身保护令，今天下午就申请。而作为法官，如果他接到了这个申请，他就会立即批准。不是象上次那样采取“如无反对，即行生效”的折中措施，而是直接批准人身保护令，从而可以立即将亨利·杜瓦尔从船上释放出来。
但他是法官啊；他不是律师。任何人也不能身兼此二职。
法官的职责就是依法公正地受理提交给他的事宜。法官不应直接卷入案子，采取有利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行动。当然，有时法官为了伸张正义，可以稍稍点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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