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在办些什么公事？”我问。我这是想抚慰抚慰约翰的意思，他可毕竟是玛西手下的一名要员，不是个一般的导游。
“她今天要跟工厂的负责人开会，”他说。
“宾宁代尔公司也有工厂？”
“严格说来这些工厂并不是公司的。我们只是跟他们订了包销合同。这也是我们企业经营中最关键的一招。就是发挥我们的所谓香港优势啦。”
“什么样的优势？”
“人力的优势啦。用你们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劳动力。香港人干一个星期挣的钱，还赶不上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有的甚至连这么一点都还挣不上……”
“哪些人呢？”
“童工的工钱就别想跟成人工比。能拿到一半就心满意足了。结果呢，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在纽约的交货价格，才及得上美国或欧洲市场价格的一个零头。”
“明白了。有意思！”
约翰见我已经解开了这香港“优势”的奥妙，显得很高兴。说老实话，劳动力问题在旅行社的导游手册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很乐意听他的开导。
“再比如，”约翰又接下去说，“一只饭碗假如有两个人想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分着吃。这样就两个人都不至于失业了。”
“不假，”我说。
“是不假。”他笑笑，对我这句美国俗话很欣赏。
“不过这么一来，两个人就都干了全份的活儿，却只拿半份工资了，”我说。
“他们也照样很愿意，”项先生拿起了帐单。“我们要不要把车开到乡下去转转？”
“哎，约翰，我倒很想到个工厂去看看。办得到吗？”
“香港有三万家工厂，那还不容易？大到很大的大厂，小到家庭作坊，色色都有。你想看什么样的？”
“嗯，我想去玛西的工厂走马看花参观一下，行不行？”
“我当然一切OK，”他说。
我们首先来到九龙的一个地区，这种地方你在香港的明信片上是怎么也看不到的。拥挤，肮脏，简直照不到一点阳光。街上挤满了乱哄哄的人，我们一路把喇叭按个不停，才算开了过去。
车子在一个院子里停好以后，约翰说道：“第一站到。这是生产衬衫的。”
我们走了进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退回到了19世纪。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福耳河城。
这是个血汗工厂。
换不得半个字，十足地道就是一个血汗工厂。
又窄，又黑，又气闷。
只见好几十个女工，都扑在缝纫机上，干得真像连命都豁了出去似的。
除了表明生产效率高的一片机器喀哒声和马达嗡嗡声以外，其他什么声音也没有。
跟当年阿莫斯-巴雷特的工厂有什么两样呢！
一个监工匆匆走过来迎接约翰和我这个西方来的外宾。当下我们就由他带着去参观。那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厂子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眼前的情景却是惨得不能再惨了。
那监工咭咭呱呱讲个没完，讲的都是中国话。约翰告诉我，说他是在夸他手下这帮女工的生产技术有多熟练。
“这里生产的衬衫质量是顶刮刮的，”约翰说。
说着他就停下来冲一个女工一指，那女工正以飞快的动作把衬衫袖予往机口里送。
“瞧！绝不绝，用双针缝的！这样的质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眼下在美国都还出不了这样的产品呢。”
我仔细一看。
说来遗憾，约翰本是随便找个例子让我看看的，可他却偏偏挑错了人。问题倒不在于这女工的技术，而在于这女工本身。
“这小姑娘多大了？”我问。
那小妞儿还是以熟练的手法只管埋头缝她的，没有理会我们。倒是好像还稍稍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她十四了，”那监工说。
他显然是懂一点英语的。
“约翰，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悄声说道。“这丫头明明顶多不过十岁。”
“是十四，”那监工却一口咬定说。约翰也就听了他的。
“奥利弗，那合乎法律上规定的最低年龄。”
“我不是说法律上定得高了还是低了，我只是说，这个小姑娘才十岁。”
“她有身份证，”那监工说道。工作上用得着的英语他还是能对付两句的。
“让我们看看，”我说得很客气，不过也没有加上个“请”字。约翰的脸上始终没有一点表情，那监工就叫小丫头把身份证拿出来看。小姑娘慌忙找了起来。天哪，我又不能对她说我是不会敲碎她的饭碗的。
“喏，请看吧，先生。”
那头头把一张证件冲我一扬。证件上没有照片。
“约翰，”我说，“上面没有照片哪。”
“不满十七岁，身份证上规定不用贴照片，”他说。
“是这样，”我说。
看他们的神气像是在怪我怎么还不往前走。
“也就是说，”我又接着说道，“这小丫头是从一个大姐姐那里借来了一张身份证。”
“明明白白是十四岁！”那监工放大了嗓门又冲我说。他把身份证还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如释重负，回过身去又干起活来，干得比刚才还快。只是现在还不时偷偷拿眼来源我。糟糕，这不要害她出工伤事故吗？
“叫她不用紧张，”我对约翰说。
约翰用中国话跟她说了两句，小姑娘于是就只管干她的，再也不偷眼瞟我了。
“请请，喝茶去，”监工说着，一路点头哈腰，把我们尽往一个小间里让，那就是他的办公室了。
约翰心里明白：我根本不信那小姑娘是十四岁。
他就对我说：“你瞧，反正她干的是十四岁的活儿嘛。”
“可她又能挣几个钱呢？你不是说过吗，童工的工钱只及得到成人的一半。”
“奥利弗，”约翰还是那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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