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上任，不多年间讲京话的京帮商人就到处可以见到了。那种清爽油滑的北京腔就在塞外的草原上传播开了。十几年之后，京帮的商人在整个塞外商场上，不论是坐商还是行商，都占着很大的比重。而在这之前归化城不要说是商界，就是整个归化城，在街上一张口便是浓重的山西口音，几乎无有例外。
每个人一张口就开出了自己的风格。北京人做生意不但是铺面排场，装潢时尚，店铺内的货架陈列、货物的摆设，售货伙计的衣着打扮都很讲究，卫生也讲究，特别干净。张国泰的买卖字号叫京履泰，归化城最大的澡堂“馨月里”的伙计最清楚，京履泰的掌柜伙计洗澡洗得最勤。
每半月洗一次澡，一月理一次发，那是准定的。这一点很是招归化人喜见，尤其是妇女。同样是买东西，就愿意往京履泰去，哪怕是多走几步路也在所不惜。名声渐渐传开，就连绥远城的女人们都结伴儿三五成群地坐了马车赶到归化城京履泰来购物，一买一大堆。
这些女人多是绥远军界的太太格格，她们有的是银子。京履泰的购物环境极好，能够使她们的消费欲得到满足。驻绥远城的部队属于满八旗之一承德正红旗的一支，1727年移防绥远城，算起来也有百十年的历史了。他们的到来把比北京话还要标准的普通话带到塞外。
鼻音很重，这口音由那些娇生惯养的格格嘴里说出来，更是透着一股子清雅和高贵。早些年绥远城的格格们是很少进归化城玩耍的，只有耍鸟驾鹰的公子哥才涉足归化市井。自打京履泰开张以后，格格们就隔三差五地往归化城来了。
于是归化城至绥远城之间五里长的石子路上就迅速热闹起来，马车、驴车络绎不绝了。京履泰的成功鼓舞了北京的商人，做百货的、做杂货的以及手工业的匠人纷纷西进。这支京帮商人的队伍都是张国泰的家族和他的旁系，一个拉引一个，最后成了气候。
归化城南头沿着五十家街集中了数十户京帮商人的住宅，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合小院。灰砖灰瓦门楼前蹲两尊石头狮子雕。门前的街道上甚时候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但凡是中国商人，不论是晋帮或者京帮、陕帮、西帮，大家的态度大都是一致的。
商人们的这种立场得到了万驼社、羊马社、桥牙行等各种行社的支持。至于发生分化那是后来的事情。京帮商人的到来也给归化城带来一股奢靡之风，不只是店铺装满讲究漂亮，而且使用女售货员站柜台来接待顾客，与此同时烟花柳巷也跟着红火起来。
这种影响在饮食行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应，为了迎合张国筌的手下人和“西庄”中的津帮及洋行小买办的口味，在东五十家街的街口出现了一个名叫“聚京堂”的饭馆，成为以后归化城“东路馆子”的滥觞。另外，在张国荃及其从北京带来的众多幕僚所居住的庆凯桥附近的二公馆巷里，先后出现了京酱园和鲜果铺的“果局”。
与此同时在本地“饽饽铺”之外，归化城增加了“东路人”开设经营的“京点心铺”，专供京帮津帮商人和他们的家属消费。这种消费逐渐影响了当地人，当地人也有不少人对东路口味产生青睐的，东路饮食的买卖是越做越红火。
那时归化城的饮食业有着自己的许多行社，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红纸幌子”。“红纸幌子”是归化上等饭馆的行社组织，“红纸幌子”操纵着“仙翁社”；“白纸幌子”操纵着“群仙社”。“红纸幌子”、“东路馆子”和“白纸幌子”，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
这个“鼎”的一个足就是“东路馆子”，是由京帮商人控制的。商城归化的饮食行各路门派风格互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京帮口味影响越来越大，就连山西口味的“红纸幌子”中新成立的鸿宾楼、聚锦楼、庆云楼和鸿庆楼等，自觉不自觉地也都朝着聚京堂的经营方式发展。
而聚京堂是京味的代表性饭馆。在这些饭馆的变迁过程中，聚锦楼和聚仙楼比鸿宾楼、庆云楼和鸿庆楼维持长久。它们的火爆与聘用一位王姓厨子炒“东路菜”很有关系。与此同时，鸿庆楼也由北京聘请著名的厨师“大张”和“二张”前来掌勺。
说来说去全都是为了争取口味讲究的东路顾客。从张国筌出任道台开始，京城追随而来的有一批幕僚。这些人都是场面上的人物，这些人都长着一张吃出来的嘴。他们来到归化几乎天天出入于各家酒肆饭庄。他们的出现也打破了归化地方官吏不入民间饭馆的惯例。
在这之前，无论是归化道台衙门还是土默特衙署的公人吃饭问题都是在自己的食堂解决，不允许随便私混市井到民间的饭馆吃饭。官府公人下饭馆就是从张国筌上任归化道台开始的，他和他的幕僚们经常在饭馆里大摆酒席饮宴寻欢。
这些公人在饭庄饭馆消费一般是不用他们自己买单的。初始张道台吃不惯归化地方的饭菜，有时候下饭馆甚至要把他从北京带来的专在道台衙署做饭的厨子也带到饭馆里给他掌勺炒菜。……张国筌走暗房子，去俄罗斯做生意并因此而丢掉了自己的脑袋，反倒让人们增加了几分怀念。
许多年以后坊间还常有人提起张国筌的名字。九乌里雅苏台事件不仅给大盛魁带来了沉重打击，同时也给整个归化商界的头上笼罩上了一层永不消散的阴影。关于乌里雅苏台事件的议论在归化城各个牲畜市场，在街头巷尾被各种人议论着传播着，从牲畜市场的牛桥、马桥到人市，到处都是人心惶惶。
惶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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