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扔香烟屁股。我爸爸说，这不能怪阿三，氯气啊，他妈的，历史上又不是没泄漏过。我爸爸是工厂里的老法师，他知道氯气泄漏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他对阿三的宽容并没有使之逃避惩罚，因为李晓燕的奶奶死啦。
李晓燕的奶奶暴露出两个麻袋片，全新村的人都看到了，李晓燕的妈妈说她是老不要脸的，于是老太太从六楼蹦了下来。这件事找不到罪魁祸首，必须让阿三来顶缸。李晓燕全家到派出所去报案，李晓燕的妈妈哭成了泪人，她说是阿三的谣言造成了老太太的死亡，她拽着警察说：“你们要让阿三这个流氓偿命呀！
我婆婆不能白死呀！”旁边有不知情的听成了强奸案。警察被她搞得很烦，到农药厂去了解情况，厂里的头头说，阿三这个破坏分子，早就该抓进去了。既然厂里都推荐他去坐牢，阿三也就乐得吃皇粮了，跟出差也没什么区别。
后来他被送到劳教所去，罪名是“破坏社会安定”。我妈说，李晓燕的奶奶死得很冤，阿三更冤。我心想，其实我也很冤，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乳房是个麻袋片，而且，因为我看到了它们，它们的主人竟然就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这事情很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我对化工厂也抱有同样的恐惧，但我说不出原因。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后，我拿到成绩单就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他说这种成绩连做香烟贩子都没有可能。我梗着脖子挺下这巴掌，心想，爸爸，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挨你打，以后没这么便宜的事情了。
他打得真不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打完之后，我爸爸说：“你等着进工厂做学徒吧。”那是我生平最后一个暑假，我无所事事，成天游荡。不知为什么，天气似乎也和我作对，总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没法到河里去游泳，我只能独自在游戏房玩“街霸”。
有一天我把口袋里的零钱全都兑成了硬币，玩了个囊空如洗，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仍然没有结束，于是把一个过路的小学生拦住，从他身上抄走了一块三毛钱。小学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后回头对我喊：“我叫我哥哥来收拾你！
妈了个×！”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里无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或单独游荡，或成群出动，酷暑和无聊使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这种麻烦，就用抄来的钱买了一根雪糕回家了。到家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客厅里坐着了。
他问我：“去哪儿了？”我顺嘴答道：“复习功课去了。”我爸爸用食指关节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经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被我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就改口说：“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
”我之所以撒谎，纯粹习惯使然。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规矩比他妈的贵族还多，禁止抽烟，禁止去游戏房，禁止早恋，禁止逃课，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课外书，禁止在马路上游荡。受禁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呼哨：“小路，你爸来了。
”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家，迅速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爸都不知道。那天我爸爸没跟我废话，他从人造革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排表格。我爸爸说：“把这个填好。
”这是一张工厂招工报名表，我按项目填好之后，他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毕业照，粘了一点米饭，贴在了右上角。我问他：“爸爸，这是哪里的招工表啊？”我爸爸说：“糖精厂。”“你不是农药厂的吗？怎么把我送糖精厂去了？
”我爸爸摇了摇头。这事情说来话长，当年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哥也是通过我爸的关系，到农药厂去做一个学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后成了个黑社会，把车间主任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被打伤的车间主任跑到我家来评理，他头缠纱布，左臂打着石膏，耳朵上还有被咬伤的痕迹。
我爸爸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我爸爸当时说：“做车间主任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不挨打呢？”车间主任哭着对我爸爸说：“路大全，将来你儿子要是进了农药厂，我就派他去淘大粪。”我爸爸是工程师，和他平级，当然不怕他威胁。
但是，这个车间主任后来晋升为副厂长，专管人事和纪律。我爸爸说，要是我去农药厂上班，最终结果，很可能真的去淘大粪，就算我乐意，他也丢不起这个人。总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谋断绝了我的农药厂之路。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场灾难。
我讨厌农药厂，因为它经常爆炸，还放出二氧化硫气体。如果你不想闻那种臭鸡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着它爆炸，然后停产。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须永远忍受臭鸡蛋的味道。这他妈简直是人生的终极悲哀。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农药厂，而是糖精厂，糖精是一种挺可爱的东西，小时候做爆米花都得加点糖精。
农药就不那么可爱了，吃下去会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问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我爸爸说，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专业名词来说，叫作食品添加剂，除了爆米花之外，还能掺进蛋糕、糖果、冰激凌里面去，用途非常广泛。
糖精厂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饿死一半工人了。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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