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里面很冷清，只有三张办公桌。我把被子铺到房间的一角，开始在这里生活。这里没通电，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就连厕所也要跑到九品佛的公共厕所。我用公共电话给以前的朋友打电话，把他们叫到自由之丘，然后让他们请我吃饭。
我又打电话给以前的女友，说有事跟她商量，结果她来了之后我又向她借了钱。《东京塔》第6节(2)现在谁也不愿意接近我了。学生时代，我还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的朋友很多，结果就因为这些事，我终于看清了事实。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真的这么觉得。
在我眼里，那些能够按时交房租、每天用自己的钱吃着三餐、开着自己的车、跟女人在饭店里喝酒的同学就像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人物。极端的焦躁感、无力感，使我冲向没有水的厨房。这样的情况照出了穷困潦倒的我，但事实上我的身体里还潜藏着力量。
黏黏糊糊，我的每一天都像阴沟里的污水，不断地流走。就在我认为我的这种生活将永远持续下去的那段时间里，滚石乐队初次来日本公演。据说有一个工作了的朋友十天都要去东京剧院看公演，所以一共买了十张一万块的票。
那次公演简直像万国博览会，热闹非凡，来的不只有滚石乐队的“粉丝”，有些人连TheRollingStones（滚石乐队）和RossettaStone（埃及的罗塞塔石碑）都区分不了，竟然也跑到东京来凑热闹。
就连上厕所还要去寺院公共厕所的我都想去看这场晚会，于是借了些钱，拜托一个音乐杂志的编辑帮我搞到票。之后就是等着那天的到来。我自以为是地理解滚石，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看这场演出。演出的第一天将在毫无摇滚气氛的自由之丘。
这一天的早晨，车站前到处是穿着不合身的滚石乐队T恤的人。我买的票就是那天的。那天早上，我正裹着毯子在那间空空如也的房间里睡觉，忽然听到敲铁门的声音。是来要房租的？还是来要债的？我钻进毯子里，屏住呼吸。
门外面有人说话。原来是电报局的人，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份蓝色的电报。电报是妈妈发给我的。电报上说筑丰的姥姥去世了。就在那天早上，姥姥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最后一次看到姥姥的时候，姥姥躺在病床上，全身虚白，瘦得不成人形。
那时我就预感到了这样的结局，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沉重的悲伤压得我异常难受，这个现实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姥姥躺在病床上、意识已经模糊的时候还在为我着想，说为我准备了一百万，让我拿去买锅。
对我如此好的姥姥竟然就这么走了。灼热的夏日，彻骨的寒冬，姥姥都拉着装鱼的两轮拖车，走在大街小巷里。姥姥的手上长满了茧子，硬邦邦的。姥姥就这样靠卖鱼抚养大了九个孩子，老了之后却是一个人吃着泛黄的米饭。当历史剧和棒球比赛的直播冲突的时候，我经常跟姥姥争频道。
姥姥这个人不会说话，连哄小孩子都不会，可是我对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害羞地微笑着。我小的时候有时特别怕姥姥，所以当小仓的奶奶问我喜欢谁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不会提到姥姥。兔子死了的时候，姥姥和我一起去了田里，用铁锹帮我给兔子挖了个坑。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只要看到姥姥，就会坐上她拉的两轮拖车，跟她一起回家。上坡的时候我帮姥姥推车，她会给我十块钱。雨靴，橡胶水管，蓝色的两轮拖车，香烟，干烧竹笋，海参醋，闷鸡蛋，烧汽油的怀炉，煮大锅菜，心脏病的药，膏药和鱼的腥味。
姥姥去了。我那天没去听滚石的音乐会。我从电信局打了封唁电。我没有钱回家，于是跟妈妈撒谎说我有事要做。我不知道怎么发唁电，结果不是发给舅舅，而是发到了姥姥的地址。我还未曾报答姥姥，姥姥就去了。与其说我是悲伤，其实更多的是悔恨，我因悔恨而泪流不止。
我意识到人是会死的，于是惊讶，恐惧。我想说的话不是“永别了”或者是“谢谢”。我的这种心情是从未体验过的，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姥姥去世之后，妈妈基本都住在九州若松的阿布姨妈家。阿布姨妈一直单身，也没有孩子。
妈妈就这样寄居到独自生活的妹妹家里。妈妈的大姐野笛姨妈和弟弟京一舅舅、伸一舅舅也都住在若松。他们住的地方走着就可以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得令人吃惊。妈妈关了套餐店之后，寄居到阿布姨妈家。后来她在若松找到了一家租衣店的工作，开始在那里上班。
《东京塔》第6节(3)有一段时间妈妈寄了很多纸箱到我住的自由之丘的房子。好像是那个租衣店要处理大部分衣服，妈妈和阿布姨妈接手了这些衣服。据说妈妈和阿布姨妈把和式罩衫、长袖的衣服、裙子之类都送给了近亲、远亲，剩下的在义卖市场上卖了。
妈妈同时还写了封信，说她们自己也搞义卖，赚了点钱，于是寄了些东西给我，让我处理掉，换些钱用。有四个大纸箱。我打开第一个箱子，发现里面装的是婚礼上穿的白色燕尾服，第二个箱子里装的也是白色燕尾服，而第三个、第四个里面也都装着白色燕尾服。
妈妈的信里还写到“你也可以自己穿”，可是这样的衣服就算是有钱人平时也不会穿吧。最后我数了数，发现四个箱子里面一共装了三十套白色燕尾服。有燕尾服上衣和裤子，还有裤带，里面的衬衣，装饰用的腰带，嵌着黑色丝线边角的，还有带着奶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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