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有一个甲状腺方面的专家最近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据说，这个医师经历过很多类似妈妈情况的案例，医术高超。负责的医生想拜托他再次诊断一回，并为我们写好了介绍信。本来，妈妈就医的这个医院并非外科手术的专门医院，只是碰巧在这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位法国留学归来的T医生介绍给我们而已。
这个综合性医院坐落于东京塔下。在医院正门的入口处，东京塔如同彩色明信片一样笔直而立，清晰可见。T医生与想象中全然不同，恐怕连四十岁都没有，嘴上蓄着髭须，表情充满自信。X光片放在光箱里，T医生坐在旁边一边扫视着病历，一边用一种极为平淡的语气对坐在一旁的妈妈和我说：“没什么事儿，切除吧。
”“声带，也要全都切除是吗？”“不用，保留。不切除声带，只切除癌细胞。”“那说话 ”“我想没问题。”“啊 太好了。”若是在漫画里，估计此时将是母子二人大喊“啊！太棒了！”同时紧握对方双手泪流满面，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击掌庆祝的一番场面。
可是现实中却为此前错得有些离谱的判断而感到沮丧。按照医生的解释，将切除掉声带附近和食道里的癌细胞，但声带将竭力保留，并把妈妈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软骨移植到切掉的地方。之后在喉咙上开孔，做成气管孔专业的解释并不易懂，总之，是保留声带、切除癌细胞。
所谓的一箭双雕正是如此，我们当即欢欣鼓舞而且放下心来，连解释也听不下去了。然而，医生的诊断和技艺之间，竟差异到如此地步，这又如何解释呢？这一回，妈妈是得益于上任医师有心关照的介绍信和恰逢T医生回国这双重的“幸运”，可说到底，人生也好奋斗也罢，还都是要被技巧和运气所左右的。
手术的日期立即确定下来，妈妈将在术前两周开始住院。不管如何，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也是个大手术。不要说精力心情，就是体力这方面，也丝毫放不下心来。然后，听说妈妈即将手术的消息，爸爸也在妈妈住院前两天赶到了东京。
最近一次见到他大概是五年以前吧？上回在东京碰面，还是我十八岁，两人在赤坂的日式料理店里，那次气氛怪异的会谈。连爸爸都特意赶来，这手术看样子还是极为重要的，我又想。妈妈比平时更加细致地化了妆，从那天一早开始就心神不宁的。
我去东京站接了爸爸，开着自己的车向冢奔去。他并没有打听妈妈的病情，反而一如既往，开始谈论小仓的经济是多么不景气。接下来，又用熟悉的口吻问我在东京过得怎么样，最终老调重弹地说在东京多多少少还有些可做之事什么的。
之后，他透过墨镜向开着车的自己的儿子瞥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问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喂，怎么样了？”见到妈妈，爸爸不咸不淡地这样说道。几天后，妈妈脖子可是要被咔地切一刀呢。这么说着，他麻利地走进房间，挂起夹克衫，就在我以为他要给烟点火的时候，他又说：“来杯茶。
”相当我行我素。一切照旧。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掩饰的我行我素。就算买了菜妈妈也还是要住院的，所以我决定到外面吃饭。不过多年未曾全家三口一起吃饭，我对三人面面相觑的情形未免心存顾忌，于是又照例叫来附近的年轻人，一群人到下北泽一家干净的杂煮店去吃。
“叔叔，初次见面 ”当然，冷漠而又嫌麻烦的爸爸对此问候视若不见。他留着背头，戴着像美国歌手鲍比？布朗一样的墨镜，身着香奈尔牌夹克衫，右手小拇指留着长指甲，一会儿抽一根细长的Mr.Slim，只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放到面前，不向任何人劝食，只顾自己吃自己的。
他吃了一口生鱼片就随意地说：“东京的鱼简直不能吃。”大家还都在吃着他又说：“去喝杯咖啡吧。”结果何赛慌里慌张地把煮鸡蛋一口都吞了下去。谁都比不了，这个人。我回到十一楼的房间，爸爸妈妈在七楼就下了电梯。
《东京塔》第7节(10)不久，我到大楼旁边的便利店去，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我像平时一样站在杂志架前看成人杂志的时候，爸爸和妈妈一起出现了。我心想怎么搞的，连忙用杂志把脸挡住，目光却跟着他们的身影。爸爸拿着筐，妈妈紧随其后向点心货架走去。
妈妈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把脆饼放进筐里，还买了瓶装的麦茶。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形如夫妇的这般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像这样能让人相信我的父亲和母亲确实是夫妻的景象少之又少。我也不能忘记妈妈此时的神情。跟癌症毫无关联似的，非常开心的样子。
妈妈手术前几个月。晚上我在饭桌旁一个人吃晚饭时，电话响了。看电视的妈妈接起来，听着像是惯常的姐妹来电。这样不在意地过了一会儿，突然之间，妈妈声调高起来，对着话筒就哭了出来。妈妈像孩子一样啜泣着，反复地说：“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我放下筷子，等待妈妈把话筒放下。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十分钟，她一放下话筒，我就问：“怎么回事？”可是她又一次放大声音，趴在那里哭起来。镰仓的舅舅死了，好像是自杀。人的死亡不是论资排辈。身为姐姐的妈妈正与病魔做着殊死的斗争，身体健康的弟弟却突然之间命丧黄泉了。
葬礼只在亲戚间举行。可是妈妈却哭着说不回去了。“他自己这样死掉的，我不回去 ”舅舅为人和善，与世无争。每次回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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