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都给我带上鸽形脆饼当礼物。晚年，舅舅夫妇在筑丰和妈妈一起住在姥姥家，就在不久之前，妈妈还一直和他们住。我并不知晓原因。虽然听说他身体并不尽如人意，但也并非是得了什么大病。“回去吧，见最后一面。”“ 不，我不回去。
”“表弟不是还在很努力地工作，抚养着孩子吗。葬礼不是表弟能操办得了的，那和年轻人都在做的事儿完全不一样。明天早上坐第一班新干线去一趟吧。成年人能那样好好地活到现在，年岁大了才去世，不管怎么死的，就是寿命到了。
你回去的话，表弟也会很高兴的。你只要对他说声 辛苦了 就够了。”妈妈一晚上都哭泣不止。第二天早上拿着我给的路费和奠仪，乘坐第一班新干线回到筑丰。妈妈手术这天。早上九点到了医院，妈妈已经躺在手术床上了。
在术前准备的两周住院时间里，她好像和同室的阿姨们沟通得很好，手术床的周围有很多穿着睡衣的阿姨们一边说着鼓励的话一边在哭。病人之间的友情不存在利害关系，非常简单，可是这种友情的缘起却并不吉利。双耳不知戴了多少耳环的黄发护士战战兢兢地用一支长针头将预备麻醉药扎在妈妈的肩膀上。
就算你平常在JULIANA扴TOKYO歌厅里舞弄着扇子跳脱衣舞，我只求你把这一针好好地给我注射啊，我在心中强烈地祈祷。我和曾一度返回九州、前几天回来的爸爸一起，跟在手术床的后面。同一病房的阿姨们一直跟着送到手术室门前，边哭边摆手：“加油啊！
！”病人之间的同情心极为强烈。麻醉开始奏效，我用纱布擦去妈妈嘴角流落的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