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漂亮的下巴像被什么生硬地撬起来,我明明白白目睹一个哑然的过程如何开始如何完成。那么清晰的工笔画,细到拓出他脸部肌肉每一分毫的寂静,可我还是不放手,我进一步扼住他淡定的吐息:“我后天就三十岁了。我还想在三十岁时结婚呢。
”那年看《老友记》,哭哭笑笑中间除了最让我号啕的,莫妮卡向钱德求婚外,就是三个女性租借着婚纱店里的衣服,在房间里抛着花球疯狂地娱乐自己。直到瑞秋的帅气男友正好撞上门,他被自己穿着婚纱的女友吓呆了,他彻彻底底地落荒而逃。
我看着瑞秋起初失神了片刻,但随后她放弃了追回这段感情,她很漂亮也可爱,耸着肩膀表示“那就算了”,又扯着婚纱裙摆高高地,尖叫着跳起来。可那一幕我也哭了。我将两手放在马赛的胳膊上,推波助澜地帮助他离开我的身体:“只是单纯地图个好玩什么,我不是这样打算的——也许你觉得连说明这点也没有必要,我应该不用那么当回事——那你真的太高估了我。
“其实我也想不管不顾地,简简单单地玩一下,图个一时的高兴,但不可能,我没法活得那么轻松,和你不一样。你可以不计后果,但‘不计后果’这个词必然要搞死我。”没错,如同积着雪的瓦片,而他一定不会预料到那些冰凉的厚度迟早会有压垮自己的一天,“我想要更多的东西,更沉重的东西,你给得了吗?
你能给吗?”出现了,再一次地,在我胸口开始蠕动起来,由模糊至清晰的牵扯力,它们醒了,也饿了,它们迫切地渴望吞噬什么,于是张开嘴巴,开始大幅度地运作着自己的牙齿,很快把那颗樱桃吐成两颗核与一根茎。周日中午,我赶去赴自己的宴。
半路发现丝袜破了,停在一家超市买了双新的去厕所里换上。回到车里打算离开时,从后方传来沉闷的一声“轰”,我闭上眼睛,用嘴形骂了一句后,打开车门跳下去。电线杆像一根嵌在肩膀上的伞柄那样,在我的车后保险杠上粘出一个仿佛害羞的姿势。
我蹲下身检查它们吻合的地方,很好,还顺便利落地刮掉了一块油漆,估计修修补补又得五百。翻出手机找到保险公司的电话,在等待接通的时候我烦躁地撑着额头,与此同时马路对面走过一队欢快的小学生。三年级吧,也许更小。
像一排漂浮在浴缸上的黄色橡皮鸭一样,唧唧呱呱地拖出一条喧哗的波痕。我站起身,目送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向一块刻着“人民公园”四个字的石头。“盛小姐?”话筒里的女声温和地催促着我,“盛如曦小姐?”小时候搬过三次家,却总是围着市中心的广场在打转,像驴子绕着磨盘,离不开就是离不开。
小时候这里不比现在,最繁华的商店卖着开司米的毛衣,已经是奢侈的时尚品,夏天一路都是剥盐水棒冰的手指头,怕嘴巴赶不上凶猛的日照,一概大口大口地咬,跟着脑袋后面就魔咒似的痛了起来。马路在夜晚九点前便安静了,带着甜味的安静,如同一个女孩子临睡前不忘幻想掖出半张脸在被子上的自己很可爱。
我小时候也算得上可爱吧。人民公园里摆摊的大叔大婶频繁地夸奖,希望老妈能够替这句话买单,接受他们推销的气球或头绳。倘若一开始她姑且会上当,喜气洋洋地认为自己的肚皮够争气,却终究认清了残酷的事实,于是每次拖着又哭又闹只为那个塑料娃娃的我穿过人民公园的小径。
是不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也都有一座公园冠以“人民”两字?至少它在我们这里著名了几十年,两个湖——大点儿了我知道那只能算池子,种了很多梧桐树和黄杨,一个打理不周的花圃,对全市的青少年们灌溉着“狗尾草也是花”的错误观点。
小凳子上多的是老年人用来占位的塑料袋或空饭盒,年轻的早已走进酒吧、卡拉OK厅去谈情说爱了。为什么这个公园没有一点儿变化的样子呢?它的周遭,商业街,办公楼,个个都追求着“颠覆性”“创造力”“开拓精神”,仿佛学会了易容术,改头换面要让自己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却唯独这个名头响亮的公园,始终热爱自己的松懈和懒散,坚持花是枯的,草是秃的,秋天里落叶就得一地,而厕所的纸篓必须永远满着,它一点儿也不打算改变。我坐在驾驶座里,挂了电话以后,隔着挡风玻璃,有一看没一看地望着从大门中进出的人群。
又恍惚想起有那么一个属于童年的片段,我哭着回家,走近人民公园的时候好像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我钻进大门,捡起地上一块石头随便找块干净的墙壁,咬牙切齿地写着自己的名字。我满心抱怨着老爸和老妈:“都怪他们,这么难写的名字,又难听又难写,讨厌死了,讨厌得要命。
”我连手肘都在用力下顶出了尖锐的骨头,于是因为作业没交而被罚抄名字的原委便改变了讨伐的对象,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盛如曦”这个名字,在十岁的时候,它烦冗的笔画足够让一个小学生心浮气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呢——”我短暂地走神,假想着这个公园有一角,还留着我的幼稚和顽皮,只是随后就为自己的荒谬而发笑起来,都二十年过去了,“怎么可能?
”饭店的包厢里坐着不止老爸老妈两个。还有两个,看背影完全陌生,其中左侧的那一位先朝我转过头,她盘着发,皱纹已经不新鲜了,在脸上不是“画”而是“刻”地点缀着。这个短暂的一瞥中间,我觉得她仿佛是面熟的,她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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