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一无所知。但是，也许一张脸就可以泄露很多事。“好吧，”我说，“我们一起去。”他叫赫门·华辛格，跟我一样是个旱鸭子。几天后，我带赫门到探险家俱乐部，我们一进门就直接走向极地探险家彼得·佛洛琛。佛洛琛有一项珍贵的特质，就是永远不会被人群淹没，因为他的体形可以塞满谷仓的门，胡子宛如动物鬃毛，看起来活像从广袤的冻土地带(5)前来传递消息的使者。
他的周围总是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氛围——好像有只大灰熊在他前面带路一样。我们把他带到墙上的大地图前，告诉他我们打算搭印第安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计划。他越听，那孩童般的蓝眼睛睁得越大，后来简直和碟子一样。然后他重重地跺了一下木制的假腿，还动手将皮带束紧几个洞。
“该死！孩子们，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这位格陵兰老旅行家给我们的马克杯倒满了啤酒，然后告诉我们他对原始人的船只非常有信心，还有他相信这些人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海洋，都有能力适应自然，以求生存。他就曾经搭木筏沿西伯利亚的数条大河顺流而下，还在北极沿海地区用船拖拉土著的木筏。
他边谈边不自觉地捋了捋胡须，还说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由于佛洛琛对我们这个计划的热烈支持，形势开始全速逆转，消息被披露在《斯堪的那维亚报》（Scandinavian Press）的头版。第二天清晨，我的房门响起一连串猛烈的敲击声，原来是楼下走廊有一通电话找我。
接了这通电话后，当晚我和赫门来到市中心时髦地段的一间公寓前按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位穿着考究的年轻人：他脚穿一双皮拖鞋，蓝色套装外罩着一件丝质晨衣，看起来几乎可以用“柔弱”二字来形容，他因自己感冒而向我们表达歉意，还拿着一条芳香的手帕捂住鼻子。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战争中当过飞行员，而且立下功绩，扬名美国。现场除了这位看起来很沉静的主人之外，还有两个精力充沛、积极而且有想法的记者，其中有一位我们早有耳闻，是个很能干的报社特派员。主人开了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酒，说他对我们的远航计划很感兴趣，愿意提供我们必要的经费，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必须为报纸写稿，还要举办巡回演讲。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举杯共祝彼此合作愉快。这一下，我们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投资人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操心。赫门和我马上招兵买马、添置设备、制造木筏，好赶在飓风季节开始前起程。第二天，赫门辞去工作，我们开始认真地筹划一切事宜。
我已经得到空军军需司令部研究室的承诺，他们会把所有我们需要的设备，甚至更多东西，通过探险家俱乐部送来。他们说，像我们这种远航队最适合测试他们研究的设备了。这是个好的开始。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适合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乘木筏航行的人，还要准备好旅程中的给养。
要选一群共同乘筏出海的人得非常小心，否则几个人的封闭小社会，出海一个月，可能就会麻烦不断、暴乱四起了。我不想找职业水手，首先他们对如何操纵木筏的了解比我们多不了多少，而且如果此行成功了，万一人家又要说我们是因为有职业水手，才会比秘鲁的制筏老人内行，我实在不希望到时候又要去分辩。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有个会使用六分仪、画航线图的人，我们所有的科学报告都是要以此为基础的。“我认识一个画家，”我告诉赫门，“他是个大块头，会弹吉他，人很有趣。他还上过航海学校，而且在他成天待在家里与画笔和调色盘为伍之前，还曾经扬帆环游世界好几次。
我从小就认识他，在家乡时，我经常跟他一起去露营。我写信问问他，相信他一定会来的。”“听起来他还不错。”赫门点头说，“我们还需要一个会操作无线电的人。”“无线电？！”我反感地说，“我们要无线电干吗？在史前时代的木筏上装无线电也太说不通了。
”“才不会呢，这是一种安全预防措施，只要我们不拿来发送信号寻求帮助，就完全不会对你的理论造成任何影响。况且，我们还要靠无线电来发送气象动态和其他报告呢。我们反正不能用它来接收海洋暴风预警，一来那么远的海域根本没有预报，而且就算有，对我们这艘小小的木筏，又有什么帮助呢？
”他的论点逐渐说服了我。其实我抗议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我不喜欢什么都是按按钮，或转开关。“很凑巧，”我承认，“提到用无线电装置进行远程联系，我刚好也有最佳人选，我在战争期间被纳编在通信组，你也懂的，那已经是最适合我的岗位了。
嗯，我应该要写封信给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你认识他们吗？”“认识。我第一次遇到诺特，是在英格兰，那是一九四四年。他因为参与降落伞行动获得了英国政府颁授的勋章，你知道，就是在挪威尤坎的那次重水破坏行动，德国人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就此功亏一篑。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刚从挪威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回来：原来盖世太保(6)发现他在奥斯陆(7)一家妇产医院的烟囱里装设秘密无线电台，纳粹利用方位测定器找到了他，于是手持机关枪的德军把整栋大楼团团围住，每一个门口都站了卫兵。
盖世太保的头目费摩则站在中庭，等着诺特束手就擒，结果反而是他自己的手下一路落败，诺特靠手枪杀出一条生路，从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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