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太阳照在黄色的竹制甲板上，周围的大海被装点得仿佛明亮又友善。其实，只要海浪不来骚扰我们，它卷得多高、激起多少泡沫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木筏马上就能翻过浪头，然后像蒸汽压路机一般把海泡沫堆成的棱纹熨平，高大的浪头最多也只能将我们高高举起，然后在我们的木筏底下怒吼、翻腾，就算浪头蹿到我们鼻子那么高又能怎么样呢？
古代的秘鲁大师心中有数，不然他们为何不选择舱体很深的船呢，因为船舱越深，风浪中涌进来的水就越多；又为何不选择很长的船呢，因为会一直处于还没应付完这个浪，船头就又遇上下一个浪的境况。软木质蒸汽压路机，就是轻木木筏的最佳定义。
中午十二点，艾瑞克测算出了我们的位置，他发现尽管用上了帆，我们的航线还是发生了偏移，顺着海岸线向北走了一大段，离岸不过一百海里，仍处在洪堡洋流的势力范围之内。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会不会被这股洋流带入科隆群岛南部危险的漩涡里，如果答案是“是”，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不知道流向中美洲沿海的强烈洋流会把我们冲到哪里。
但是如果我们的计算无误，我们不会一直往北漂流，在到达科隆群岛之前，应该就随着主要洋流向西继续漂洋过海了。风仍然从东南方直吹过来，我们拉起船帆，回转木筏，然后继续我们的轮班掌舵。诺特已经从晕船的折磨中恢复过来，现在他与托尔斯坦爬上摇晃的桅顶，用气球和风筝升起神奇的无线电天线进行实验。
突然，船舱里装设无线电装备的角落传来一声尖叫，他们听见利马的海军广播电台在呼叫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国大使正由沿海地区搭机前来和我们道别，并看看我们在汪洋大海中的情形如何。过了不久，我们直接与飞机上的通信员连上线，万万没想到，远征队的顾问葛得·瓦尔德也在飞机上，于是我们跟她闲聊一番。
我们尽可能精确地告知我们所在的位置，并连续数小时发出测向信号。他们从无线电传来的信号时强时弱，这是“一一九”军机在空中绕着圈子寻找我们，但我们并没有听见一丝引擎的嗡鸣，也没有看见飞机的踪影。其实，从空中要看见位于滔滔海浪间的木筏并不容易，而我们在木筏上所能看到的范围也相当有限。
最后，飞机放弃寻找我们，掉头朝沿海地区飞去。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试图寻找我们。接下来的几天，浪都很高，但由于是从东南方席卷过来，又一波一波不疾不徐，倒使我们的操舵工作变得较为容易。我们选择让左舷尾迎向袭来的风浪，这样海浪不会动不动就直接扑向掌舵的人，而木筏也能航行得更平稳，不会胡乱转弯，难以驾驭。
然后，我们焦虑地发现，东南信风与洪堡洋流正一天一天将我们直直地送往通向科隆群岛附近的逆流，我们正以每天五十到六十海里的速度飞快地朝正西北方前进，有一天甚至创下了七十一海里的纪录。“万一真的到科隆群岛会不会也不错？
”有一天诺特看着航海图，小心翼翼地问道。每次测算好位置，我们都会标记在海图上，现在上面的点连起来看有如一长串珍珠，又像一根不怀好意的手指，指向该死的科隆群岛。“不太好，”我说，“据说在哥伦布之前，印加的图帕克·尤潘奎(5)就曾经驾船从厄瓜多尔去往科隆群岛，但不只是他，甚至连其他的土著都没有在那里落地生根，因为那里没有淡水。
”“好，”诺特说，“那我们坚决不去那里，总之，希望我们不会去那里。”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海浪在周围摆荡，所以也不怎么把这当一回事。其实只要我们和木筏一直浮在水面上，即使脚下是几千英寻的水，摆荡一下又如何呢？
于是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我们能持续浮在水面上多久呢？很显然，轻木会吸水，现在，木筏后面的横梁状况最糟，可以说是湿透了，若伸出手指向下按，非但整个指尖都会陷下去，甚至木头还会嘭一下冒出水来。我一言不发，敲下一块浸满水的木头，扔进海里，很快，那块木头就沉到水面下，而且继续往下沉，直到消失不见。
后来，我又看见其他两三个同伴也在自以为没人注意的情况下，做了相同的动作，而且也是眼睁睁地看着浸水的木头，静静地消失在海水里。在我们刚启航时，还看得到木筏的吃水线，但是在这汹涌的大海里，根本不可能看出木筏的吃水位置，因为原木这一刻还浮在水面上，下一刻就浸入水面之下了。
但是，我们后来用刀片插入木头，发现离木头表面一英寸左右的地方就是干的了，这使得我们欢欣鼓舞。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水继续以这种速度入浸木头，那么在我们即将抵达陆地之时，木筏大概还能躺在水面下漂。我们只有希望木头内部的树液是饱和的，如此一来，才有可能抑制它继续吸水。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还有另一件令我们有点担心的事——绳索。白天由于忙，所以很少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当夜幕低垂，我们爬进船舱准备就寝时，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感觉、聆听。我们躺在各自的草席上，感觉到身体下面的席子跟着木头有规则地律动着，而且除了木筏整体的移动以外，构成木筏的九根原木彼此间也相互移动着：一根上来一点，另一根就相应下去一点，微妙地此起彼伏。
虽然它们都动得不多，却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一只正在呼吸的巨型动物的背上，而我们比较偏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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