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尼西亚的棕榈树下，礁湖沉静，但这天堂般的平和并非永恒。我们才刚安全上岸，暴风雨就从蓝色地平线席卷而来，与在汪洋大海中遭遇到的情形一般无二，猛烈且咄咄逼人。在浩瀚的太平洋海浪中，“康提基号”航行过后留下的痕迹，几乎船过水无痕了，就跟一千年前的那些水手一样，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诚如一位新闻记者所写的，我们已经在学术界的青蛙池里投下无数石粒，激起了一层层涟漪，产生的影响与扰动波及的范围，已远超过我本人研究的生物领域，囊括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植物学。
这趟航行很具挑衅意味，是对教条式独断之说的一种挑战，旨在唤醒一小群民族学者，若想寻找波利尼西亚的根源，就得正视太平洋两边都有陆地的这个事实。他们往往只看亚洲，仿佛美洲伟大的原始文明在哥伦布发现它们之前，根本不存在。
整个美洲沿海，北自白令海峡，南至火地岛，对研究波利尼西亚这一民族的人，对不论老师还是学生而言，一直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禁忌。“康提基号”的这次远航，打破了这个禁忌。科学的世界里，除了禁忌，还要守规矩和讲礼数。
例如我本人学到的：学界权威有发表观点的资格，学生后辈只有援用的资格；永远尊重各科学之间的界限；绝不要在同侪间标新立异，也不要跨越藩篱，干预其他科学领域；只使用你的领域中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词汇，以便跟同侪受到同等的推崇，获得与其他领域学者同等的优越感，当一个在科学上能言善道的名人（wizard）(1)，以无意义的名词蒙骗大众！
我已经打破了所有的这些规矩，而且科学家是不会亲自坐上木筏的。从表面上看，我进入学术战场所凭借的武器非常单薄。虽然我坐上轻木木筏从秘鲁出发，但之前我甚至没有见过轻木，也没拉过船帆。然而，轻木却乖乖地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队员按计划送到了波利尼西亚。
我们只是单纯地相信古秘鲁人，他们建造轻木木筏已有数百年，而现代文明却连一艘都没试过。现在我们的航行清楚地说明，史前秘鲁聪明的文盲对原始航行远比今天博学的科学家懂得多。结果，当我们的轻木木筏将对原始秘鲁的研究范围扩大至太平洋群岛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欢喜：新闻界一宣布我们的登陆令纸上谈兵的科学家受到重挫，一些觉得受到冒犯的学者就立刻展开还击，以此自保，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主张什么。
一些广为流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木筏的船长认为秘鲁的高山印第安人出去捕鱼，最后留在了波利尼西亚落地生根。第一场反击是来自世界顶级的波利尼西亚人类学权威彼得·巴克爵士。新西兰一家报纸头条报道说，这位爵士嘲笑“康提基号”的航行，他问，秘鲁的渔夫如何能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
秘鲁印第安人又不会带女人上木筏。我反驳道：你也许了解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学，却不了解秘鲁的历史。欧洲人见到的第一批秘鲁人，是二十对印加男女，他们在浩瀚大海中航行，木筏上载着三十吨货物，正打算前往巴拿马，后来被西班牙冒险家皮泽洛的舵手抢夺了木筏，俘虏了女人，并在征服秘鲁之前，将她们训练为翻译。
战场接着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区域，包括美国的人类学家，以及他们在东欧与西欧的同僚，我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了这趟发现之旅，我早就在这群压倒性的学术巨人大军面前投降了，他们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巨擘。
然而，在自己领域中越是伟大的专家，对他们专业之外的世界就知道得越少。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极了小小的大卫，面对一整队人类学界的歌利亚(2)，只不过我的投石是甘薯、椰子，以及其他来自生物遗传学的铁证。相当令人惊讶的是，地理学竟然是人类学家在讨论太平洋人类迁徙时的另一条软肋！
在讨论沿什么路线横渡太平洋时，他们谈到了赤道这条“直线”，又谈到夏威夷北部的“曲线”，仿佛我们的地球是平的。他们罔顾了一个事实：地球表面有一半都是太平洋，所以从东南亚到南美洲，不管是沿赤道走或穿过北极，距离都一样，而且走的都是曲线。
乌鸦也好，现代飞机也好，从印度尼西亚穿越太平洋到阿拉斯加及美洲西北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短的一条航线，就是日本洋流(3)流经的路线。地理学后来成为讨论中跨不过去的一道槛，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从太平洋西岸，抵达太平洋东岸的呢？
这个简单的“盲点”给了我勇气，使我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提早发现权威也有弱点。人类学家根本没有料到基础地理会成为辩论的基本议题。在大学时，为参与动物迁徙的野外考察做准备，我选了地理学作为第二主修课程。关于波利尼西亚迁移路线的讨论，已经困扰科学家一百年了。
他们在纸上静态的海洋上，画了不知多少由左指向右，拐着各种弯的长箭头。在任何一个地理学家眼里，都无异于一群成年人铺开地图玩了一场锡兵打仗的游戏。只是他们的地图从印度尼西亚延伸到复活节岛后，就不再继续了。
美洲并未被发现，而赤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地球这个行星要么正反面都是扁平的，要么就像月球一样，有一面全是阴影，而太平洋就在那一面。我从早期对权威专家的尊敬，逐渐缩小到对他们科学专长上的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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