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中航行，还有待发现。我从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的芦苇沼泽区里的伊拉克沼泽阿拉伯人那边了解到，我们在不当的季节里收割芦苇建造了“拉号”：芦苇应该在八月的时候收割，才能保留完美的浮力，我们却是在十二月收割。
在最古老的闪族和巴比伦(22)（Babylon）人的泥制写字板上，经常描绘着大玛葛尔船，通常装载着三十吨的货物往返于遥远的岛屿之间。一九七七年，带着在巴格达（Baghdad）(23)及开罗两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研究的扎实成果，以及航行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洋的经验，我准备挑战印度洋洋流，这里的信风和洋流并非从东到西一成不变。
我请来的的喀喀湖的同一批造船匠，利用伊拉克的勃狄芦苇造一艘玛葛尔船。同一位船长——来自美国的诺门·贝克，同一位医生——来自苏联的尤利·塞克维奇，同一位登山家——来自意大利的卡罗·毛瑞，他们都与我一起经历过两次纸草船“拉号”的航行，而现在这些人组成我十一位组员的核心，准备测试芦苇束船“底格里斯号”——因为是从这条河出发的，故以此命名。
利用“勃狄”芦苇所造的这条船，上面有两座船舱，船身全长十八码，是我们所测试过的船中最长的一条，比横渡大西洋的“拉二号”还要长六码。我们从伊拉克沿着河流往下航行，穿过波斯湾，进入印度洋，从阿拉伯半岛(24)的阿曼(25)航至巴基斯坦(26)的印度河谷。
然后横渡印度洋，从亚洲到非洲，结束了我们五个月的旅程，直到最后我们的芦苇船都还好好地漂浮在水面上。我们在红海入口的吉布提(27)将船烧毁，抗议发达国家将军火武器运送到发展中国家，继而可能导致当地爆发战争。
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与波利尼西亚那个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地方遥遥相对。以前我一直是个很害怕深水的旱鸭子，因此直到二十一岁那年在塔希提岛摔进河里之前，一直不会游泳。现在我却发现自己在海洋的大浪中觉得非常轻松自在，就像在家里一样。
虽然我未曾驾驶过装备了龙骨和方向舵的现代船只，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驾驶过欧洲人大航海前的多种原始船只，还横渡过全世界主要的三大海洋。所以，欧洲人到来前的人类凭什么做不到呢？我必须开始重新思考。我与梅陀克斯、巴克和其他在波利尼西亚领域的对手，一起取笑佛南德（Fornander）和其他十九世纪夏威夷和新西兰领域的神话学者的理论：他们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根源于遥远的埃及，就因为“拉”是埃及太阳神的名字，而同时也是波利尼西亚所有岛屿上太阳的名字。
我们也曾一起嘲笑比利时的希维席（Hevesy）：他主张复活节岛上木头写字板上面未被破译的文字朗哥朗哥，是源自考古学家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河谷里发现的、具有类似外形同样尚未被破译的符号。我已经横渡了将印度河谷、美索不达米亚与波利尼西亚隔离开的所有海洋，只不过将我几次航行的顺序和方向完全倒转过来，才能反映文明传播的历程：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到非洲，从非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波利尼西亚。
借助长年不变的信风与洋流，我们追随落日，朝着西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然而，与霍图·马图亚王不一样的是，我们从秘鲁出发只是纯粹的漂流航行，洋流将我们送经复活节岛，深入波利尼西亚。所有的一切，都在三十年间实现了，而那些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已经发展出芦苇船的伟大文明创始者，究竟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一旦熟悉了最初玛葛尔船在波斯湾内外的航行后，我即使身处复活节岛的浪涛间也颇觉自在。我很难拒绝马尔代夫共和国(28)的邀请，要我对那些远离陆地、位处印度洋中、从北到南横跨赤道、宽幅的带状珊瑚环礁进行考古学上的勘察。
我们发现了埋在沙地里奇怪的长耳石雕头颅，没有任何伊斯兰教教徒能容许描绘人类的脸，而早在一一五三年阿拉伯人阿布尔·巴拉卡特（Abu'l Barakat）发现这些岛屿后，就一直是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岛屿。我们欧洲人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29)一四九八年的航行，才是第一个横渡印度洋的航行。
我们基本不承认，他其实是从一些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关于季风(30)的知识。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罗马历史学家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31)早在公元一世纪描述过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人——坐着罗马船，从埃及前往“中国的土地”，他们就是从那些“搭乘在尼罗河中惯常使用的芦苇船和装备”到锡兰（Ceylon）(32)，并深入印度的古埃及人中，学到了有关季风季节的知识。
在狭窄的赤道海峡（Equatorial Channel），任何人都得先航经一长串的马尔代夫暗礁，才能穿越印度洋到达锡兰或更远的地方。然而，像对待科隆群岛一样，马尔代夫群岛这一千两百个珊瑚环礁也一直被考古学家视而不见，因为它们离任何大陆都太远了，没有人相信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航海者会在那里定居。
马尔代夫共和国的总统借给我们一艘他们国家的医疗船。我们假设拜日者有特殊的理由要到赤道海峡中任何一座岛屿，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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