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陷入一场战争中，面对如洪水般涌至的评论家，不得不逆流而上——他们因我声称波利尼西亚人是来自秘鲁的印加人而指控我罔顾亚洲——于是，我对手稿的计划不免有很多延迟。不管是在大西洋两岸或铁幕的哪一边，也不论是每天的新闻媒体或科学杂志，评论家都没有看见我试图将美洲加进太平洋的世界里，反而一味地指控我意图将亚洲从地图上消除。
一队又一队的远征队伍持续不断地组织起来，证明驾驶原始人的舢板直接从亚洲到波利尼西亚是可能的，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在日本洋流的区域栽了跟斗，最后只好放弃船只，任由空船继续漂到西北美洲沿海。有十二艘木筏追随“康提基号”的航迹，从秘鲁和厄瓜多尔出发全都抵达了波利西尼亚，有的继续往西到达美拉尼西亚，有四艘一路直到澳大利亚。
对“康提基号”的赞成与反对理论吸引了许多人阅读，但也因为太通俗，在科学界没有造成任何冲击，除了我自己的母校奥斯陆大学的生物系之外，没有任何科学团体想听听我们远征的目的是什么。接着，在瑞典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
瑞典的报纸有些时候会留给我很大的答辩余地，现在争论事项已经到达社论的程度，让我分别与波利尼西亚和前印加时期秘鲁领域的顶尖权威人士辩论。就这样，学术界的沉默被打破了，并使瑞典有名的探险家，同时也是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的征服者斯文·赫定(14)，说服瑞典皇家人类学和地理学学会邀请我去辩论。
他说，如此一来我的对手才有机会让我闭嘴。我接受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座无虚席的礼堂，有神情专注的科学家在场，还有赫定坐在前排微笑。我带着第一枚科学徽章回挪威，并且结交了两位终生挚友：一位是年轻的地理学家曼诺菲尔特博士，他是邀请我来的学会会长；另一位是古植物学系的教授塞林博士，同时也是研究波利尼西亚史前植物分布的世界级权威，对于我对海洋迁移路线的说明，他立即给予了支持。
拥有超凡知识和大量太平洋文献的塞林博士，刚从波利尼西亚回来，在我发表演说后，他表示愿意和我共同研究太平洋两岸的迁移路线，以完成我的最后一册书。这位瑞典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在被升任为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所所长时，与年长的教授发生了冲突。
年长的同事控告他，说他疯了，他没有服从的精神。最后他赢得诉讼，但内心的厌恶使他毅然辞去了职位。瑞典最杰出的科学学会颁赠的这枚徽章，立刻在挪威引起回响，仿佛这枚徽章是特别为“有科学目标的‘康提基号’远征”而颁发的。
没多久，就有人找我去挪威地理学会演讲，不久我又受邀到挪威皇家科学学院发表演说，并事先受到民族学家的警告，说语言学家准备提出决定性的证据来推翻我的理论。然而在演讲后，语言学家根本不发一言，直到有人起哄要他们评论，于是他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承认他们了解我对亚洲根源的传播路线也有解释后，对我的理论便没有异议了。
来自语言学家的敌对已然消失，又有来自民族学家的推荐，我的拜访最后却让我成为科学学院的终身会员。接着又有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跟进，我做了演讲，也获颁金质徽章，然后是巴黎地理学会。此时，我获费城地理学会的邀请回到美国，向美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我的第一场演讲，并接受他们的金质徽章。
然而，科学界初露曙光的鼓励，反而大大刺激了为求生存而继续下去的抗战，这场与权威势力在新闻媒体上的逆水战争似乎变得更加猛烈。科学徽章不但没有造成新闻轰动，反而刺激那些没有获得任何徽章的人努力进攻。科学徽章让反对者在媒体上爆发出激动的情绪，而支持者却倾向于使用私人信件。
排山倒海而来的信件让我开始讨厌看到邮差，就像他一定也很恨我，因为我们为彼此制造了许多工作。然而，在指控与赞赏的交错中，我偶尔会得到暗示，于是也开始了一个接一个新的远征计划，如同把一粒粒珍珠接串起来。第一个刺激我的反对理论将我再度带回南太平洋，这次是在科隆群岛。
这个群岛坐落在离南美洲沿海五百五十海里的地方，在我们前往波利尼西亚的五千海里的航程中，一开始就航经那里了，也因此，我们证明了科学家声称科隆群岛附近的海水会导致印加轻木吸水的理论纯属无稽之谈。现在，相反论点倒转过来指向我们，他们说轻木木筏是适合海上航行的，但在第一批欧洲人到来前，科隆群岛上根本没有人居住，所以证明了原始秘鲁人是旱鸭子，害怕使用木筏深入大海，连科隆群岛都没发现，又怎么可能发现波利尼西亚呢？
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西班牙人在一五三五年来到科隆群岛时，发现岛上没有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无法在这座干燥的岛屿上定居，因为缺乏持续供应的淡水水源，而且所有南美洲沿海外的正常交通，都因他们对整个大陆沿海的征服而一片混乱。
现代因为有大水槽，除了考古学家之外的其他科学家都到过那里，没有人有理由怀疑史前时代有人占据过那里，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就曾到那里研究物种的演进，当地有一种野生的棉花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呢！最后却发现，那只是墨西哥和秘鲁原始文明栽培出来的杂交物种。
难道在欧洲人来到前，就有人到过那里，并利用了当地的干燥环境？正是这个疑问促使我迅速采取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