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出发前就说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奇迹了，所以我们的航行一定是个骗局。这番言论激怒了木筏上的六个人，于是我们援笔为剑以自卫。同时，这位乍然成名的科学家在芬兰的这项指控，也被挪威和丹麦的报纸引用。
在一份丹麦报纸上，我被配上一张长相可怕、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长胡须恶汉的照片。结果“康提基号”远征队偏偏不想沉默，我们远征队的影片还在影院上映，并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芬兰主要的学术学会邀请我与卡尔斯顿教授对质，令人失望的是，当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时，他却拒绝和我见面，反而邀请我私底下去他的住处喝茶。
当学术会的会长将我留在卡尔斯顿教授的门口时，我没有在里面看见任何科学界的歌利亚，我看见的是一个坐在摇椅上的虚弱老人，他向我保证，那些报纸上的恶言恶语是报社编辑加上去的。在新闻界，攻击和辩护以任何外行人都懂得的语言继续进行着，越来越多波利尼西亚研究领域的知名权威人士出现在新闻标题上。
一般读者根本不在乎波利尼西亚人从哪里来，也不太知道波利尼西亚在哪里，都争相参加我们六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所举办的影片或幻灯片放映会，而且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讲，大西洋两岸的演讲厅都是场场爆满。就在“康提基号”成员散布在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也开始追求不同的生涯。
赫门决定回到秘鲁再看一眼我们看过的、洪堡洋流中数量丰富的各种鱼类，他原本是一名专业冷冻机器工程师，后来成为发展秘鲁渔业的先锋之一，并且担任位于罗马的联合国渔业组织会会长多年。他最后在安第斯高原的的喀喀湖湖畔意外逝世，当时他带领一队同僚回到秘鲁，想追寻太阳神康提基的逃亡路线，从湖边的家前往他在太平洋海边出发的地点。
班特也回到了秘鲁，但他是回秘鲁追求他在法国大使馆邂逅的秘书，并娶她为妻，定居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带着刚获得的美国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学位，他成为塔希提岛民族博物馆的馆长。有了法国妻子，他获准在这座我们的木筏首次被拖离大海的岛屿上购买土地。
他们夫妻俩后来在阻止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的博物馆馆长任期也因此结束。不过，班特和妻子住在沙滩上的一座美丽的平房里，过着他们梦想中的生活：两人的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波利尼西亚主题私人藏书库，其中就有随班特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一箱书，他们就这样读读写写，面前是一望无际、阳光普照的海洋。
艾瑞克终其一生都带着铅笔和吉他流浪，仿佛想延续在木筏上的快乐时光。他出版过一本连环漫画（里头也画了我们旅程的点点滴滴），书本后面有一张他用卡通技巧描绘的跟自己孩子道别的图画。旅程结束后，他先回到挪威家里去接妻子和孩子，然后他们升起船帆，搭着一艘原为残骸、后来经他改装的双桅帆船，向大海前进。
从进入德国与法国的运河开始，在地中海里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航行。他与这艘流动的家一起四处云游了好多年：永远不赶时间，总是有时间思考，随时享受美、艺术、音乐和哲学。就像水手辛巴达(13)一样，做一个说故事的人，需要钱时就演讲，并且到处都有艺术家朋友。
他是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座上客，毕加索把他当作值得交往的同行。他很少走下他的行动地板，一直到最后他上岸回到家乡拉尔维克颐养天年。托尔斯坦则前往内陆。他远离大海，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演讲，支付他在瑞士的技术研习费用。
几年下来，他必然已经创下海洋演讲的世界纪录，因为瑞士人永远不会厌倦聆听他在海洋上的历险故事。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他已经对拥挤的演讲厅和人满为患的观众席感到十分厌烦，所以他接受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政府职位，就是到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烟的北极圈上方的挪威熊岛，担任孤寂的无线电通信员。
生于北极光下并受训为突击队军人的他，热爱冒险，永远不躲避艰苦。他的最后一次探险，是在一个前往北极的挪威远征队里担任无线电通信员。后来，他的生命终结在格陵兰，因纽特人发现他被冻死在雪穴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和诺特成为民族英雄后的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人们在挪威北部他的家乡，为他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典礼。
诺特由于太眷恋“康提基号”，在它从塔希提岛以甲板上货物的身份运回挪威时，不忍见它最终将成为奥斯陆峡湾里的浮木，于是他将“康提基号”拉上岸，放置在临时搭盖的屋顶下遮雪避雨。在此之前，它已经在水上漂浮一年了，上面布满海草，像海神一样长了大胡子。
太多人前来参观木筏，诺特便开始收取一点费用，不久就有足够的资金建一间大厅，后来又扩建成现在的“康提基号”博物馆。有了诺特当馆长，再加上一个专业科学家委员会，博物馆不断扩充，也在文化历史上付出了很多心血。
诺特拥有处理实际问题的天分，以及一般人少有的、对每个决策都执行良好的杰出能力，将这个博物馆经营得很好，成为挪威最多人参观的博物馆。此外，他还建了展厅放置复活节岛的展览品，以及当代第一艘横渡海洋的纸草船。
作为这件事的策划人，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出版书与发行影片来偿还我的债务，然后回到我那份没有人愿意读的庞大的理论手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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