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签了无数的纸张，无论其中的内容有多少不同，核心只有一个：我自愿放弃生命，没有人对我的死亡负责。死亡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自愿死亡，哪怕声明过一千遍也有人会要求声明第一千零一遍。我拿起笔，准备写下名字。
然而一行字让我停顿下来——“身体被啃噬过程中，会出现高热和极端灼痛……”我是来做病毒试验的，并不是来让某种东西吃掉。我把这段声明指给博士看，请他给出一个解释。博士看着我，目光犀利，“他们没有给你解释过吗？
”我坚定地摇头。博士拉过椅子，坐在我身旁，“好吧，可能你对生死并不在乎，但是你一定在乎你是怎么死的。人都不喜欢死得不明不白。首先，埃博病毒并不是病毒，而是细菌。那些传播消息的人觉得病毒比细菌听起来更可怕，就说是病毒，到最后，我们也不得不用病毒来称呼它。
它的学名叫作埃博肉球菌。”肉球菌这个名词听起来有些可笑，它让我想起一道叫做红烧狮子头的菜，八岁那年，父亲给我做了这道菜，后来我再也没有尝到过，记忆中，那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和这残酷的吃人的小东西相去万里。
我扑嗤笑出声来，巴罗西迪尼阿显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眼光。我摇摇手，“没什么，你继续说。”白色实验室里的两个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外边，围着许多人，大多声名卓著，或者是记者。他们表情严肃，听着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关于埃博病毒和星球命运的演讲，而躺在床上的我，却神游物外，除了开始的几句话，满脑子都是红烧狮子头。
红烧狮子头可以是人生某种意义。我突然不想死了。巴罗西迪尼阿停止说话，这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他盯着我，“你退缩了？害怕了？”也许他看出了什么，或者他见过许多害怕痛苦临阵退却的人，然而我有自己的缘由，我想吃一口红烧狮子头，这强烈的渴望压过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感。
我同样盯着他，认真地点点头。围观的人们发出一阵哗然，我没有听到，巴罗西迪尼阿同样没有听到，我们俩对视着，沉默着。他眨了眨眼睛，“没关系，你有时间考虑。今天只是给你做一些机能测试，如果三天之后你仍旧选择放弃，就算是一次免费的体检。
”他把那密密麻麻的文字丢给我，让我带回去仔细看。一个不够勇敢的人听完巴罗西迪尼阿的描述绝对不会再有挑战埃博病毒的念头。这种细菌是如此恶毒，它一点一点地啃噬内脏，却让人保持着神经活动。极端的痛苦胜过癌症发作。
所有的患者无一例外都会陷入意识模糊和癫狂状态。如果不是如此，正常的神经早已崩溃，瓦解，身体便成了一堆无意识的肉。一堆无意识的肉，或者一个疯子，这两个选项似乎都偏离我的印象很远。最初的印象中，病毒夺去人的生命，就像钢刀抹断人的脖子，只需要一刹那。
然而我无所谓。我退却并不是因为我害怕这样的情形，而是我想吃一个红烧狮子头。这个要求在所有的三十四万人中间散播开来，有上千人挺身而出要为我做这道菜，好让我安心地躺在手术台上。我拒绝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我父亲。
但有一道菜还是突破重重困难来到面前，那来自南极洲治理委员会，这个星球上残余的最高统治机构。四个黄乎乎的肉球泡在热气腾腾的汤里，散发着味精味。南极洲有足够的合成食物，还有一些鱼和海豹，猪肉却早已经没有了。
为了这道菜，委员会在全洲范围内征集生猪肉，一个慷慨的捐赠者捐出六百克，他很小的时候亲眼看着父亲把这块肉埋藏在冰原里，那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点美味。我盯着眼前的四个丸子，丝毫没有食欲。我相信，如果没有猪肉，他们会用人肉做成丸子送到我面前。
我当着无数的摄像机和记者的面把丸子吃下去，味同嚼蜡。我签了字。我再次躺在巴罗西迪尼阿的手术台上。无论有多少种原因让我最终躺在这里，有一点始终不可否认——为整个人类献身是一件高尚的事，也许是最高尚的。只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最高尚的并不是最重要的。
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对我表达了深切的敬意，一个人在形势的逼迫下视死如归并不难，然而在毫无利害的情况下作出这种选择，而且我并不是一个傻子，除了敬意，他无话可说。针尖扎进了我的胳膊，巴罗西迪尼阿博士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很高兴你选择了埃博，你将受人尊敬，拥有尊崇无比的地位。
”某种液体注入我的身体。那是一百毫升的无色液体。渐渐地，我失去了意识。模糊中，我想到，我的一生就这样子结束了，并没有什么遗憾，然而，如果能够醒过来，那就最好。我可以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回味父亲的红烧狮子头。
我闭上眼睛。病毒却并没有要我的命。事实是巴罗西迪尼阿博士并没有给我注射病毒，他只是让我昏睡了一个下午。“没有疫苗。任何疫苗对于埃博病毒都无效。”巴罗西迪尼阿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我的献身目标是一个谎言，是纯粹的安慰剂。
我从床上坐起来，“真相是什么呢，博士？难道你们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志愿者，然后告诉他这是一个玩笑？”“你来看看。”他招呼我。我走过去。这是一架庞大的仪器，四四方方的铁疙瘩，刷着一层白色的漆，这白色立方体的中央有一道缝，把仪器分作上下两部分，浅色的光从缝隙中泄露出来，时而蓝色，时而红色。
这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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