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
…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
但是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个假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钩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
在这上面肯下功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
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那么工整，显然不是他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能找到代缮绝命书的人，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发觉出来。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
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逆其心事的题目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头两次在我出宫和进日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
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1)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都是成不了气候的。
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我对罗振玉本人的文章，一直没有弄清底细，对他的道德，却逐渐发生了怀疑。早在北京日本使馆的时候，他曾主张把故宫的古物弄到东交民巷一个外国仓库里，筹设什么和外国人合办的博物馆，就有人背后和我说他存心不良，一贯骗人，我没有相信。
到天津之后，我发现张园并没有像他说的已经收拾好，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快了。以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屡次含含蓄蓄地说他善于招摇，言过其实，他和日本方面的关系，未必尽如其言。每逢罗振玉提出出洋计划，陈、胡等人必有一番驳辩，不是说罗振玉的办法冒险，就是说罗振玉虚构、夸大日本人的支持。
我处在这种的争吵中，对罗振玉又想利用他为我活动复辟，又怀疑他靠不住。对陈宝琛这一派则是又相信他们对我的忠诚，又觉得他们不免太胆小，暮气沉沉。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不出洋的问题。当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和我作对的时候，罗振玉这一伙人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出洋别无他路可走。
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齐正，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因为一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样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反而更刺激了社会舆论，弄不好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了。
这时陈宝琛完全成了还宫派，认为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能让我回到紫禁城，恢复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所抱的希望，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倘若出洋不成反而会引起危险，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此对罗振玉的主张又犯了犹疑。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的希望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又转而和吴佩孚联合了，张、冯终于发生了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
七月间，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不仅有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
康有为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清朝的功德，什么“康熙三十六年定国税后永不加重”，“历朝百战力征……三百万方里之地归于中国”，以及遗老们一向恃之为理的“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等等之后，请吴佩孚乘机复辟，并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