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谈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但是，这时已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第二年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情管什么优待条件？
陈宝琛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则说他的来信所云“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并致罗振玉一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
我对罗振玉，因为关于他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对这个人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请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恭亲王”。他向我说过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
”我后来看了他的劝我到旅顺的信，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们手里，绝无活路，说得我非常相信。
但是，罗振玉这次还是胜不过陈宝琛，陈宝琛劝我静观变化，因为他们从北京的日本使馆方面得到的消息并不那么悲观。果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成批地屠杀被看做“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了，在这前后时间里，接二连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
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这伙人的稳健，觉得事情的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样地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后目的，其实并不矛盾，都是一致希望复辟的。
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一动不如一静，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这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他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
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的顺天文安县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也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
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反对罗振玉这个人上。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只有在张勋复辟时当过邮传部侍郎的陈毅，他说过“日本唯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的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钩心斗角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更多，结果也仍是个失败者。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
他拿着一个长长的包包，对我说：“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你说的什么呀？”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地打那个包包，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的那么不着急。
包包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就认出了，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还求皇上开恩，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之失，或非陈太傅故意的过失，但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是这样不尊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
我心中恼火得很，一时烦躁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开。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这件事叫胡嗣瑗知道了。他坚持说，这绝不是陈宝琛的过失，他也不相信是陈家的仆人拿到小市上去的，但陈家仆人为了钱拿出去倒是可能。
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又不说出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嘉庆朝大学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臣就讲一讲。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驾巡幸出关，大学士松筠知道了，心中不安，一则仁宗圣躬违和，如何能经这番奔波？
另则和坤虽然伏诛，君侧依然未净，只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话不能向上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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