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1931—1932）日本人建立这个“国家”组织，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九月二十三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
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太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欣伯拿出来做替身。赵欣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恶，常饰旦角，颇为某阔佬（忘其名，据说是国民党某要人）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欣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事不妙，便诱拐她一同逃往大连。赵欣伯改名为刘笑痴；他拐带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欣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维持生活。
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初高小和初中程度）做初小教员。同时，赵欣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相生由太郎（此人因包办大连码头装卸车船货物，榨取中国劳动工人的血汗而大发横财）、石本贯太郎（此人包办贩卖鸦片致富）和日本大浪人大连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
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欣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人的资助，于一九一五年到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笑痴的假名改为赵欣伯。
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施行手术时死去。赵欣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殊不甘。
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欣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帝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帝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施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
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让赵欣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
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欣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既可略酬赵夫妇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做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欣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认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他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也可能是另一位日本军人，记不清楚了），于一九二六年把赵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欣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名的学者。
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欣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欣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往来于军阀官僚与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
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一千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
从此，“赵欣伯”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
赵欣伯钻营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旧军阀官僚巨商如汲金纯、张仙舫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六十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
十月二十八日袁金铠、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欣伯的德行的时候，赵欣伯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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