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伪警察五十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靖，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角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就把我枪毙好了。
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转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到屋里，并没开枪。赵欣伯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的闹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阎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欣伯从中帮忙。
赵要求先给他二十万元，才能相助。阎说，手下无钱，候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事为别人闻知。赵认为阎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阎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
”日本宪兵便把阎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阎即惨死。九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又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
”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一八六九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两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
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骑尉，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于冲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一八九一年因镇压人民有功授县丞，一八九三年升候补知县。
一九〇〇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讲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赠予了一枚六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
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一九一三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一九一五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
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行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地发了洋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
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就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一元“奉大洋票”只值二分“现银元票”。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却朋比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五十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
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利拱手出卖给日本。
一九一六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地发洋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
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垧，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骨石矿等十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一百八十万的横财。
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二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乞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币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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