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子的忠实，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一九二七年因病辞职闲居。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九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
本庄繁于一九二六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宇霆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
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待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大做主。
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当时于冲汉患的是“烟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中佐参谋石厚莞尔，少佐参谋和知清，大尉参谋今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谦吉等出入于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
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欣伯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臭名远扬，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铠拉出来做帮手（袁曾做过张作霖父子的秘书长，借势力卖官鬻爵，赚了不少钱，在辽阳占买了一千多垧好地）。
他把袁金铠请到他家里（袁住在于的对门），躺在大烟榻上作了如下一段谈话。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必将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它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没有退兵的样子。
“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张学良曾以李世民自居），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
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拳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
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
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士，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又有重病，不能出去应付。你的精神还好，我希望你出头收拾这个难局。对于日军方面无论有何困难，我当负责交涉，尽力帮助你担当难局，你看怎样？
”袁金铠原是个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熏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这番怂恿，早已心旌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地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
他说：“这样做，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于冲汉大笑说：“你这个老奸巨猾，还在我眼前说假话！
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节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得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你只管出来，我决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袁金铠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袁金铠沉思了半天说：“不大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你又装糊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
还管那中央做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得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熙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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