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善后方案有三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二十一条”，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指苏联）。
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做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
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十一月一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
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内部组织伪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静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科长中西敏宪，日本律师中野琥逸（大连民政署长，著名鸦片贩子中野有光的儿子）为顾问，辽宁省政府咨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衡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课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科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秉铎为调查课长，满铁公司参事笠木良朋为联络课长，于静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
担任参事的有：曲秉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江等二十多人，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二百多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寇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做出对策，并且还要导演“民众自治”和“要求独立”的一出戏。
因此派出大批日寇和汉奸，穿着中国旗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寇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十二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凌印清、张学成复仇。
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八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寡不敌众，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
日寇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寇侵占。辽西八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寇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以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于九月二十二日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根本没有保障，因而决定叛国投敌，服从日寇的驱使。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本庄繁命令金田大尉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
本庄对他说：“委屈你了，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臧说：“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恐难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
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本庄说：“对了，那好极了。阁下疲乏了，请回去休息休息，我们再谈吧。”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臧式毅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
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殊不快。走进屋里，他看到日寇金井章二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袁金铠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式毅由差役领到大客厅，愈发感觉到“衙门依旧，景物全非”。
袁金铠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激动地说：“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支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像个什么主席？”袁说：“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
”又说：“即使能够这样做，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权威。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像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机关，监督指导各县行政，县长都得听他们指挥。
并且他们任意更换县长，也不通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今后是否能通知奉九（臧式毅别号）也未可知。”臧式毅被袁金铠奚落了几句，真是啼笑皆非，越发冲动起来，气愤地说：“于云章（于冲汉别号）也太胡闹了。他躺在家里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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