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委员，还不够瞧的吗？为什么又组织什么指导部来篡夺省政府的职权呢？岂有此理！”说着涕泪交流（并非义愤而是鸦片瘾发作起来），起身就走，回家吸鸦片去了。臧式毅过足烟瘾后，寻思于冲汉这个老汉奸（他忘了自己也正做着汉奸）真是可恼，浑水摸鱼，投机卖国，我委屈了好几个月，好容易才出来了，他却躺在家里不动，也不来看看我。
第二天，他到省政府，下条子撤销所谓“自治指导部”委任的十几个伪县长，使旧县长复职。“太上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说：“这样做不好吧？请把条子收回，以后慢慢再说吧。”臧式毅碰了这个软钉子，气愤难平，便到于冲汉家里想跟他争论一番，出口闷气。
于冲汉见臧面说：“恭喜恭喜！我近来老闹病，起不来，没能去看你，对不起。我以既老且病之身，替你维持了这几个月的局面，实在累得不得了。你出来了正好，我可得休息一下了。”实际上于冲汉早已知道臧式毅被放出的原因和他的行动，所以说一些先发制人的话逗逗他。
臧式毅又被于冲汉奚落了一顿，只好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便同于冲汉倒在床上边吸鸦片边谈话。臧说：“我们辽宁省现在有了三个行政机关（指省政府，委员会，指导部）并立，有些不好办，你看怎样？”于说：“你说得一点儿不错，一国三公，这教人民听谁的好呢？
请你设法把三个摊子归拢在一起，我是很希望的。”实际上袁金铠坐上维持会委员长的高椅，岂肯轻易下来？于冲汉正想利用“自治指导部”的招牌扩张势力，做他的政治资本。臧式毅本想尽点儿犬马之劳，报答他主子不斩之恩，但又有个太上主席（最高顾问）掌握实权，岂能容他随便做去，真是内外交攻，很不得劲。
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日寇更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因而发出了建立一个统一东北的伪政权的命令。关东军因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都不能回来，现有的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又都不是能够代表统一东北的人物，而东北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
因此，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本庄繁于沈阳旅馆特召于冲汉会谈。本庄繁说：“现在辽吉两省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马占山已经投降，黑龙江省的治安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各省分立，政治无法推行，经济不易恢复，人心不好安定。
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能顺利进行。你看怎样？”于冲汉早已明白本庄的意图，便说：“阁下的意见很对，东北地方长此分立，不仅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无法改善，贵国援助中国开发满蒙的大计划也无法实现。
必须成立一个新政权，才能完成这个使命。”本庄繁说：“是那样的。那么，就请你研究一下新政权的名称、性质和内容，下次见面请你告诉我。再就是新政权出现以前，需要有一种民意的表示，才合乎要求，我看你的‘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正好做这一运动的先导者，请你筹划一下详细办法，回头我告诉他们（指“自治指导部”的日人）办好了。
”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静远（指导部顾问）。于静远说：“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法、意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
我们东北现在四五个民族，性质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铠、臧式毅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铠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
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利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式毅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其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
”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其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
”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汉卿（张学良别号）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袁原是个保皇党，曾充任清史馆馆长。）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好，只要能巩固东北的治安，咱们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
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式毅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现闻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
”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于、臧、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于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
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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