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毕业的溥杰和润麒。
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家”和军事机关里去了。一九三六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一九三七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我已没有了一九三二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
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原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
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御弟，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
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有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
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
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姊姊的确不在家，他没了办法，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姊姊具结，承认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
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
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
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
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
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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