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
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
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
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