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话：“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
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间，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
“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在我们大汉奸们中间是普遍的现象。
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被大家叫做“大下巴”的伪司法大臣。他就是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的航空司令，事变时正在北平办事，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己跑回东北，为了挤到上层汉奸的队伍里来，他千方百计地向日本人下功夫，好让日本人相信他和使用他。
他的出名的举动之一，是接连向日本占领军上了四十二个条陈，向鬼子献策，如何去统治东北。另一件使他更出名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为了让他家里这个小神庙起到预期的作用，曾花费了他不少脑汁。
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庙前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地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
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
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呀！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
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得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例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
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还同意谁的？”“还同意老梦的。”“可是老梦是反对老光的呀！”“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那一点是什么？
”我被逼得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得理亏，自然拿不出来。我觉得所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
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
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
一个人在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它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当然，也有理解能力差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
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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