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绢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
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
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做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
我对祖国，只看做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博元的事？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
我再三地交代，只不过是由于讯问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瘦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还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
当时，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使我把这堆垃圾弄掉。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
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
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
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是一个大佐，他在监狱里远不如古海出名）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外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地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
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得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荡着胳臂，露出傲慢的样子）。
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做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察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
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做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我已不记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地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不对！
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真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不说……”“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
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真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
…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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