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察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真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哪！
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真瑞的纸条这件事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
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滑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岬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地残害中国人民。
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三十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从前很少这样具体听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叙述，更没有听见屠杀者自己的叙述。
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头皮发紧，听完了也还半天不能平静，可是当思想上一转到这笔债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忘掉了被屠杀者的血，而怜惜自己的血了。我没有忘记再拿起笔来写补充认罪材料，想叫讯问员尽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认识，但是写来写去，心灵深处的那堆垃圾仍是不见减少。
就在这几天，讯问员问到我在长春时的活动，问到我和吉冈安直的关系。我仍然是采取过去的说法，一切推给日本人。讯问中提到了苏军进军东北时，我命令张景惠和武部动员全满军民支援“皇军”的事，我说：“这是吉冈的授意。
”我对伪满的每个法令、每个诏书以及我对日本人的每次谄媚举动，都说成“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吉冈叫我做的”，“那是吉冈叫我说的”。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冈，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
…”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是不经吉冈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武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检举认罪的高潮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
这天所长找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次谈对了。”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
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真瑞会受到处分。”“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真瑞，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
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真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
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我对所方的苦心体会到的是那么晚，而当时卑鄙的灵魂竟是那么麻木，我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的丑恶，竟会用顾虑侄子受惩罚的温情轻轻冲淡，甚至于把其他的欺骗，还在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所方面前继续隐瞒。
事实上，我是以欺骗来检讨，结果还是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