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
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那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
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
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还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过台的那几个。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视，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
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
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怵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
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
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
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
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
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
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
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
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溥杰在当时比我思想负担少，他又细心些。以下凡是圆括弧中的话是我加注的）：[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
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
三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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