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她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她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毫无疑问，今天她的愤懑和她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她对于那个封锁她、统治她，把她看做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
“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一九五三年，她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
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
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光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
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她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她并不如信里说得多，但说得更富于感情。
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她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
”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她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她，我不过是当做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
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儿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她的意见了。每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
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她的向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
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她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有从她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
所以，她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的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她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她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
关于她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得很多，显然是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问题了。在一九五六年儿童节后，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她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她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
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
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够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
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这是长春的一个地名）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洋狗吓唬我们，叫洋狗咬我们。
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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