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的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一九五七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谒东北烈士馆。自从一九五〇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
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一〇〇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
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四公里、内有现代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
这座“工场”工作人员有三千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
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抖索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需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
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
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
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刘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靖的一家十八口，五天里死了十三口。
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姜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
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从姜大娘的叙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
”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姜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在台山堡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
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
难道一百四十二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十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七三一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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