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烧毁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姜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
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
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
“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笑嘻嘻地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
…”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
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
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
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
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瑗，汤岗子和旅顺……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
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导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
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
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
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日本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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