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尼尔跟维齐站在一边，猎枪抵在维齐的尾椎骨上。——该说的都由我来说，你只要说嗯就行了，朱尼尔对维齐说。朱尼尔解开系在下巴上的带子，摘下帽子放在脚边的地上。他的脑袋上稀稀拉拉长着粗粝的头发，像是一片模糊的污渍，长在屁股上倒是更合适。
他把猎枪抱在臂弯里，摆出一副正式的姿势，开始扯着嘶哑的嗓子唱起婚礼歌，听上去低沉阴郁，大致算是有点歌的样子，凄厉颤抖的曲调折磨着别人的耳朵。英曼勉强能听出，歌词的大意是死亡之不可避免，以及生活不愉快的苦果。
那一对男孩双脚踏着节拍，仿佛他们熟悉并喜欢这支歌的主旋律。朱尼尔唱完之后，开始了仪式的讲演部分，最显著的就是义务、死亡和疾病这几个词。英曼朝山坡下望去，鬼火又在树丛中穿行，他真希望那幽灵能过来把自己带走。
婚礼结束后，莱拉把花扔进火里，紧紧地抱住英曼，把一条大腿伸进他两腿之间。她盯着他的眼睛说，再见。一个民兵走到他身后，用一把柯尔特手枪顶着他的太阳穴说：想想看，这女人刚才还是你的新娘，过一会儿，我要是扣动扳机，她就会微笑着用勺子把丈夫的脑浆从地上舀起来，包在餐巾里面。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英曼说。他们重新把英曼和维齐跟那些犯人绑在一起，押着他们往东方的路上走去。他们接连走了好几天。英曼的手腕被绑在一根长绳子末梢，绳子上还绑着另外十五个人，就像一队小马驹一样。维齐就被绑在英曼前面，垂着头艰难地往前走，还没有从自己的不幸中缓过来。
队伍开始行进或停下来的时候，他都猛地朝前一冲，绑住的双手被拽到面前，仿佛突然想要祈祷似的。排在队伍前面的人，有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头，有的几乎还是孩子，所有人的罪名都是逃兵或同情敌方，他们大多数都是穿着土布衣服的乡民。
英曼猜想大家都会被送进监狱，要么就被送回战场打仗。有些人时不时对民兵喊叫，找出各种理由，解释自己是无辜的，根本不是他们想要抓的那类人。有些人低声咕哝着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是被捆着，手里要是有把斧头，他们就会把民兵从头到裤裆劈成血肉模糊的两半，他们会往尸体上撒尿，然后找回家的路。
还有些人抽泣着乞求释放，呼唤想象出来的存乎人心的善念，来解救他们于困厄之中。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这些俘虏从土地上消失时，留下的痕迹不会比耕作时的犁沟更持久。你可以埋葬他们，用刀在木板上刻下他们的名字，然后竖在泥土里，然而，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恶行或善行，他们的怯懦或勇敢，他们的恐惧或希望，他们的模样和特征——很快会被忘却，甚至等不及凿在木板上的字迹受到风吹雨打的侵蚀而磨灭。
他们弯着腰往前赶路，仿佛背负着早已被遗忘的过去生活的重担。英曼痛恨跟别人拴在一起，痛恨自己手无寸铁，尤为痛恨前进的方向跟自己的心愿南辕北辙。他往东走的每一步都是充满痛苦的倒退，走过了一英里又一英里路，回家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当太阳升起，阳光照耀着他的脸庞，他朝太阳的方向吐了口唾沫，只恨没有其他途径发泄怒火。那一天和接下去的好几天，囚犯们都在一直赶路，彼此之间几乎一句话都不说。有一天下午，一个民兵为了找点乐子，一溜跑到队伍尽头，用枪管把每个人的帽子撂到地上，谁要是弯腰去捡帽子，就会挨一下枪托。
他们继续往前走，十五顶黑色的帽子掉在地上，仿佛路上留下的足迹。他们没有任何食物果腹，水也只能在涉过溪流的时候弯下腰用手舀起来喝几口。由于克扣口粮，队伍里的老人变得特别虚弱，等到甚至用枪管戳着他们也走不动的时候，民兵就给他们喝掺了玉米饼碎渣的酪乳做的稀粥。
他们的神志清醒一点以后，又继续往前走。每个人都是以惯常的方式落到这个地步的，倒霉事一桩接着一桩，直到落入从未预料到的境地，永无出头之日。英曼经常想着这些糟心事。现在除了被释放，他最渴望的就是看到朱尼尔鲜血直流。
有些日子，民兵们押着囚犯走一整天，晚上睡觉；有些日子，他们白天睡觉，太阳下山的时候起来，整夜赶路。但是，每次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景物都没有什么变化：茂密的松树林遮天蔽日，地上照不到阳光。景物如此单调，英曼觉得仿佛在一片黑暗中行走，就像在梦中逃离可怕的东西那样，迈着奇怪而缓慢的步子，无论如何努力，却总是跑不远。
同时，艰辛的跋涉也折磨着他的肉体，他感到虚弱乏力、头晕目眩、饥肠辘辘，脖子上的伤口随着心跳一下下抽痛。他觉得伤口快裂开了，怕是要像在医院里一样吐出东西：望远镜的镜片、开瓶器、血淋淋的小开本《诗篇》[3]。
英曼眼看自己往西走过的路程开始像松脱的毛线线团一样，在脚下散乱地纠缠。赶了几天路之后，他们在傍晚时分停下，囚犯们依然被绑在一起，没有食物，没有水喝。民兵像前几夜一样，没打算让他们好好睡觉，既没有给他们毯子，也没有生起火堆取暖。
精疲力竭的囚犯们挤在赤裸的红土地上，像狗一样紧挨着睡觉。英曼从书上读到过，一些关押在城堡里的囚徒会在木棍或石头上刻痕记日。这确实是个很有用的办法，因为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推算的日期是否准确，但是，他甚至连刻下记号的工具都没有。
不过，也没有必要继续记日子了。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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