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有人在尖叫，原来是我自己。我在朝底下的人喊叫。我疯狂地打手势，示意他们赶紧把梯子移开。马尔科姆看起来格外冷静，我反倒像是那个要跳楼自杀的人。我胡乱摸索到耳机，塞进耳朵，只听到一阵混乱。重大案件小组的人在朝消防总长嘶吼，消防总长在朝他的副官嘶吼，后者又在朝某人嘶吼。
“别，马尔科姆！等一下！”我的声音听起来无比绝望，“看那架梯子。它下去了。看到了吗？它下去了。”血液在我耳朵里奔腾，嘭嘭作响。他仍蹲在屋顶边缘，弯了弯脚趾，接着又舒展开。我望向他的侧脸，看到他长长的黑色睫毛在缓缓扇动。
他的心脏在狭窄的胸腔中如鸟儿般跳动。“看到下面那个戴红头盔的消防员了吗？”我说着，想打断他的思绪，让他意识到我的存在，“就肩膀上有黄铜纽扣的那个。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啐中他的头盔？”就在那一刹那，马尔科姆向下扫了一眼。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的话和做的事情有所反应。他的心门开了一道缝隙。“有些人爱吐西瓜籽，也有些人爱吐樱桃核。在非洲，有人喜欢吐大型动物的粪便，挺恶心的。我以前读过一本书，书上说，人类吐扭角林羚粪便的世界纪录有三十英尺远。
我觉得扭角林羚应该是某种羚羊吧，不过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更喜欢经典的吐口水，它的要义可不在于长度，而在于精度。”现在，他看着我了。我把头猛地往前一送，一团白色的唾沫从我嘴中喷出，呈弧线形飞落。唾沫被风吹得向右偏，打在了警车的风挡玻璃上。
在一片沉默中，我思考着这口口水到底哪里吐得不对。“你没考虑风速。”马尔科姆说。我摆出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点了点头，尽管他说的话我难以苟同，但我内心尚未冻结的一部分泛起了一丝暖意。“你说得对。这里的建筑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风洞。
”“你在找借口。”“光说不练假把式。”他望向地面，考虑着我的话。他双手抱膝，似乎在取暖。这是一个好迹象。过了一会儿，一小团唾沫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朝下飞去。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下落，几乎想用意念控制它的方向。
唾沫正好砸在一个电视记者的双眼之间，马尔科姆和我同时发出一声懊恼的叹息。我的下一口唾沫落在了门前的阶梯上，没有打中人。马尔科姆问我能不能换一个目标。他想再吐中那个电视记者一次。“真可惜我们没有水弹。”他说着，把下巴抵在膝盖上。
“如果能让你随便把水弹扔到别人头上，你会扔谁？”“我爸妈。”“为什么？”“我不想再做化疗了。我受够了。”他没有继续解释，但他也不需要解释。相较于其他任何治疗手段，化疗的副作用更为糟糕。呕吐、恶心、便秘、贫血和极度疲劳叫人不堪忍受。
“你的肿瘤医生怎么说？”“他说我的肿瘤在缩小。”“这是好事啊！”他冷笑一声，说：“他们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他们只是把癌症在我的身体里赶来赶去。但他们赶不走它。它换个地方又藏起来了。他们从未和我说过要把病‘治好’，他们只说要让我的病情‘缓解’。
有时候医生什么都不跟我说，只跟我爸妈说悄悄话。”他咬住下唇，血液涌向凹陷的位置，形成一块深红色的咬痕。“我爸妈觉得我怕死，但其实我根本不怕。你看看医院里的那些孩子。跟他们比起来，至少我还算有过一段生活。
能再活五十年固然很好，但我说过，我真的不怕死。”“你还要做几次化疗？”“六次。做完之后就听天由命了。我不介意掉头发。很多足球运动员都爱剃光头。看看大卫·贝克汉姆。他就是个‘二传手’，但他是最出色的球员。
只可惜他没有眉毛。”“我听说贝克汉姆是故意把眉毛拔掉的。”“他找有钱人帮他拔的？”“对。”我几乎把他逗笑了。在静默中，我听到马尔科姆的牙齿在打战。“如果化疗失败，我爸妈肯定会叫医生继续尝试。他们永远也不会放过我。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可以自己做决定。”“跟我说没用，跟他们说去。”“如果你想，没问题。”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眼里泛起泪花。他想忍住，可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长长的睫毛上掉落，他抬起前臂，擦去眼泪。“你跟谁聊过天吗？
”“我喜欢其中一个护士。她对我一直很好。”“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脸红了。在他的苍白皮肤的衬托下，他的头看起来仿充满了血。“为什么你不进屋，然后咱们慢慢聊呢？如果不给我点东西喝，我可没口水能吐了。”他没有回答，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垂了下去。
他又沉浸在和自己的对话中了。“我有一个女儿，她叫查莉，今年八岁。”我说着，想过去抱住他，“我记得，那时她大概四岁，我们在公园里，我在推她荡秋千。她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你的眼睛闭得紧紧的，紧得能看到白色的星星，等你再睁开时，你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个想法挺美好的，对不对？”“但这不是真的。”“它可以是真的。”“除非你自欺欺人。”“为什么不呢？有什么在阻止你这样想吗？人们总觉得愤世嫉俗、悲观处世很简单，但真要达到那样的心境，其实异常艰难。相比之下，满怀希望地面对生活简单多了。
”“我脑子里长了一颗动手术都治不好的肿瘤。”他语气狐疑地说。“没错，我知道。”我的话听起来空洞无比，我不知道马尔科姆会不会也这么觉得。我曾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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