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母亲大人。”她眯起眼睛，但还是把咖啡杯放回了屋里。“事先声明，我反对这件事。”“收到。”她朝我伸出手，示意把车钥匙给她。“我来开车。”她从玄关的衣架上拽了件夹克，然后带上门。查莉挤在后座的纸盒间，兴奋地探过身来，说：“快再和我说说那个故事。
”我们开进紧挨着摄政公园的阿尔伯特王子路，这时路上正好没什么车。“别因为妈妈在这儿就说一点不说一点哟。”我没法把整个故事都告诉她。有一些细节，我自己都不是很确定。故事的主角是我的姨婆格雷西——她才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真正原因。
她是我外婆最小的妹妹，享年八十岁，在她的一生里，有将近六十年没踏出过屋子。我在伦敦西部长大，她的住处离我那儿只有一英里[1]远，是一幢古老的维多利亚式豪宅，屋顶上建有小型角楼，带一个金属阳台和一个地下煤窖。
前门上有两块方形彩色玻璃。我会把鼻子抵在上面，看着姨婆匆匆忙忙地穿过走廊给我开门，彩色玻璃令眼前的画面变作了数十块碎片。她只会把门打开一点，刚好够我溜进去，然后迅速把门关上。姨婆很高，骨瘦如柴，一双眼睛清澈湛蓝，金发间夹杂着几绺斑驳的银丝。
她经常穿一条黑色天鹅绒长裙，黑色的裙子衬得她的珍珠项链闪闪发光。“芬尼根，快来！来！约瑟夫来啦！”芬尼根是只杰克罗素梗犬，但它不会吠，因为它以前跟邻居家的德国牧羊犬打了一架，把声带打坏了。虽然它不吠，但总是喘着气，像是在试演哑剧里的大恶狼。
格雷西会和芬尼根讲话，简直把它当成人了。她读当地的报纸给它听，还会问问它关于地方问题的看法。无论芬尼根怎么回应，吸气、呼气还是放屁，她都会点头表示同意。芬尼根甚至在餐桌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格雷西就掰碎蛋糕喂它，但一转头又责备自己怎么可以“用手喂动物”。
格雷西给我倒茶时，总是先加半杯奶，那时我还小，茶对我来说太浓了。坐在餐椅上，我的脚只能勉强够到地板。如果我往后坐，双脚就会直直地卡在白色蕾丝桌布下面。多年以后，我的脚够得到地板了，亲格雷西的脸时也要弯腰了，她依然往我的茶里加半杯牛奶。
大概是因为她不舍得我长大吧。以前，我从学校回家，她会招呼我一起靠在躺椅上，握紧我的手。她想知道我每天都做了什么，上课学了什么，玩了什么游戏，甚至想知道我吃的三明治是什么馅的。她会问清楚每个细节，仿佛要在脑海里想象出我走过的每一步。
格雷西是个典型的广场恐怖症患者——她不敢去任何公开场合。她曾试图跟我解释这个病，后来慢慢厌倦了我的问题，就会随便搪塞过去。“你怕不怕黑？”她问我。“怕。”“如果灯突然熄灭了，你会害怕发生什么？”“我怕有怪物抓我。
”“你见过那只怪物吗？”“没有。妈妈说世界上没有怪物。”“她说得对。怪物不存在，但你说的怪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儿。”我拍了拍头。“没错，我也有一只怪物。我知道它不存在，但它就是缠着我。”“那你的怪物长什么样？
”“它有十英尺高，还带着把剑。如果我出门，它就会把我的头砍下来。”“这是你瞎编的吧？”她笑了，想挠我痒痒，逗我笑，但我把她的手推开了。我要的是一个坦诚的答案。她厌倦了这对话，干脆闭上眼睛，把散落下来的缕缕白发塞进扎紧的发髻里。
“你看过恐怖电影吗？主角想要逃走的时候，恰恰启动不了汽车，他不停地拧车钥匙，踩油门，但是引擎响了几声就熄火了。你看到坏人步步紧逼，手里提着把枪或刀。然后你不停地对自己说：‘快走！快走！他就要来了！’”我点点头，睁大了眼睛。
“嗯，你想象一下这种恐惧感，”她说，“再放大一百倍，你就知道我出门的感受了。”她站了一会儿，走出房间。这次谈话结束后，我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话题。我不想让她感到沮丧。我不知道她过得如何。每隔一段时间，一家律师事务所就会寄支票过来，格雷西只是把它们放在壁炉台上，每天盯着它们，直到支票过期。
我猜那是她继承的部分遗产，但是她不想和家里的钱扯上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原因，那时候还不知道。她是个裁缝，专门制作婚纱和伴娘的裙子。我经常看到前厅悬挂着丝绸和透明硬纱，准新娘站在小板凳上，格雷西则叼着好些大头针。
男孩们肯定不喜欢这个地方，除非他们想当试衣模特。楼上的房间里摆满了格雷西称之为“收藏品”的东西。其实就是些书本、时尚杂志、一卷卷布料、棉线轴、帽盒、几包羊毛、相册集、布绒娃娃，还有一些未开封的珍贵盒子和衣箱，我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大部分“收藏品”都是回收来的，或是她买的商品。她不会亲自出门购物，而是让别人邮寄过来。商品册子总是被摊开放在咖啡桌上，每天，邮递员会寄给她一些新东西。格雷西的世界观很狭隘，不过这倒不奇怪。电视里播的新闻时事好像都会夸大冲突和痛苦。
她看到人类在自相残杀，荒野正逐渐消失，炸弹飞落爆炸，国家遭受饥荒。不过这些都不是她逃离外部世界的原因，当然，看到这种新闻，她就更不想出门了。“看到你还那么小，我就忧心忡忡，”她告诉我，“这不是一个适合当小孩的时代。
”透过凸窗，她瞥了眼外面，不禁战栗了一下，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命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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