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马尼拉文件夹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文件夹上装着一个扁平的圆轮，一根缠绕着圆轮的带子把文件夹封住。我反复将带子解开，又系好，解开，又系好。米娜走进办公室，紧张地扫了一眼身后。她没敢说话，一直走到我桌前，才窃窃低语：“候诊室里来了个很吓人的男人。
他说要见你。”“没事的，米娜。他是一位警探。”她惊讶地睁大双眼。“噢！他没跟我说。他只是——”“冲你大吼大叫？”“对。”“带他进来吧。”我示意她靠过来一些，“大概五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提醒我去办公室外面参加一场很重要的会议。
”“什么会议？”“反正很重要就是了。”她朝我皱了皱眉，点点头。鲁伊斯板着一张铁砧似的脸走了进来，我朝他伸手，他理都不理，我的手僵在半空，活像一个交通指挥员。他坐了下来，靠在椅背上，两腿一张，任大衣摊开。
“这么说，这里就是您工作的地方吗，教授？不错嘛！”他草草扫视了一圈房间，但我知道，他正在暗暗记下各处细节。“租这么一间办公室，得多少钱啊？”“我不知道。我只是合伙人之一。”鲁伊斯挠了挠下巴，在大衣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块口香糖。
他慢慢拆开包装纸。“心理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一些人会因为生活中的种种事情遭受创伤，我们帮助这样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患有人格障碍，有的性生活方面有问题，有的患有恐惧症。”“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两个心理医生路过一个被坏人袭击，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的人，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咱们去找袭击他的人吧——他需要帮助。
’”他嘴上挂着微笑，眼里却只有冷漠。“我帮助过的人里，既有受害人，也有行凶作恶的人，但还是受害人居多。”鲁伊斯不为所动，耸了耸肩，把口香糖包装纸扔进垃圾桶。“说，你怎么知道红裙子的事？”我低头扫了一眼文件夹，把带子解开。
“几分钟后，我会接到一个电话。待会儿，我会因事离开办公室，但如果你想留在这儿，我也很欢迎。我的椅子坐起来，估计要比你的更舒服。”我打开博比的文件。“等你搞定，如果还想跟我聊点什么，就去马路对面找我，我在那儿喝东西。
但我不能跟你聊某个特定的病人或案例。”为了强调这点，我拍了拍博比的文件夹。“我只能大体上跟你讲讲人格障碍是怎么回事，还有精神病患者及精神变态者的行为举止。这一点希望你能记住，咱们讨论起来也容易些。”鲁伊斯好像祈祷一般，双手合十，食指碰了碰嘴唇。
“我不喜欢跟人玩游戏。”“这不是玩游戏。你不肯这么干，我就帮不了你。”电话响了。米娜说起套话，但没有说完。我已经走出办公室。外头阳光明媚，天空一片蔚蓝。这样的天气感觉不像是十二月中旬，更像是五月里的一天。
伦敦就是这么一座城市，偶尔献上美好灿烂的一天，提醒这里的人们，他们住的地方还不算太糟。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爱炎热干燥的天气，哪怕只有一周，我们都能咀嚼着这段美妙回忆，度过整个夏日。
年复一年，年年如此。春天到了，我们赶紧采购短裤、T恤、比基尼和莎笼，期盼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绚烂季节。鲁伊斯找到了我，我正站在吧台，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杯矿泉水。“轮到你买单了，”他说，“我要一品脱[1]苦啤酒。
”午餐时间，酒吧里挤满了人。鲁伊斯走到前台窗户旁的角落，那里有张桌子，坐着四个男人。他们看起来像办公室勤杂员，但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打着丝质领带。鲁伊斯在桌子下亮出他的警徽。“抱歉打扰你们，诸位绅士，但我在进行一项监视行动，目标是对面那家银行，现在要征用你们这张桌子。
”他朝窗外指了指，四个人同时转头，看向对面。“别那么明显好不好！”四个人迅速把头转了回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伙持枪抢劫犯已经盯上了这家银行。你们看到街角那个穿橙色背心的家伙了吗？”“那个环卫工人？”其中一人问。
“对。嗯，他是我们队里的精英。银行隔壁那家内衣店的女售货员也是。现在，我需要你们这张桌子。”“任您差遣。”“悉听尊便。”“我们还能帮上什么忙吗？”我看到，鲁伊斯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唔，我们平时很少征用平民卧底，不过我刚好缺人手。
你们分头行动，各占一个角落。不要让自己太显眼。我们的目标是一辆车，车里有一群人，其中有四个是站着的。”“我们怎么联系你？”“和那个环卫工人说。”“有没有什么暗号？”其中一人问。鲁伊斯翻了个白眼：“这是警方行动，又不是在拍他妈的007电影。
”等他们走了，他挑了张最靠窗的椅子坐下，把酒杯放在杯垫上。我坐在他对面，把杯子放到一边。“你跟他们实话实说，他们也会把桌子让给你。”我说，说不准他是喜欢搞恶作剧，还是单纯不喜欢人。“这个博比·莫兰，他是不是杀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
”他拿手背擦掉沾在上唇的白沫。这个问题微妙得像把一块砖头扔向我的脸。“我不能和你讨论某个特定的病人。”“他有没有承认杀害了她？”“我不能告诉你，他可能对我说了什么，又或者没说什么。”鲁伊斯眯起眼睛，脸上堆起皱纹，好像狭窄的迷宫，全身肌肉绷紧。
忽然间，他吐了一口气，朝我咧嘴，我猜那是笑容。多年未笑，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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