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容的圣诞树吧。”他满脸惊讶。“也没那么糟吧。”“你真他妈的不可理喻。”我咕哝了一句，再也不想跟他待在一个房间。为什么纵使我们已经头发灰白，还有一笔像第三世界债务般等着我们偿还的按揭贷款，我们的父母却总能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躲进厨房，给自己弄了一杯金汤力，拿起杜松子酒瓶猛地往杯里倒，洒得整个吧台都是酒。我的父亲才来了十小时不到，我就已经要借酒消愁了。但至少，增援明天就会抵达。在我童年的噩梦里，我总是在奔跑——想摆脱一只怪物，或者是染了狂犬病的狗，或者是一个壮得像英式橄榄球队里的二排前锋，没有门牙，长着菜花耳的尼安德特人。
我总会在被抓住前的那一刻惊醒。醒来后，我还是会害怕。噩梦的可怕就在于此，因为恐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醒来时的那一瞬间，我们置身半空，或刚好在炸弹爆炸前一秒，或在众目睽睽下赤身裸体。我已经在黑暗中躺了五小时。
每当我想着一些开心的事，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就会一下子胆战心惊地惊醒。这感觉就好像看一部烂得叫人发笑的恐怖片，哪怕再蹩脚，也总有那么一两个画面，能把你吓得魂不附体。大多数辗转反侧的夜晚，我都在努力不去想博比·莫兰，因为一想起他，我就会想起凯瑟琳·麦克布赖德，而我不想涉足有关她的回忆。
我寻思，博比会不会被拘禁了，他们是不是在监视他。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辆窗户不透光的货车停在他家外面的场景。人是感觉不到自己被监视的——除非发现了什么线索，或者注意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博比在这方面异于常人。
他会留意身边的种种迹象。一个精神病患者会相信电视在跟他说话，他会问自己，为什么路边有工人在修电话线，为什么家外面停着一辆窗户不透光的货车。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阴谋论者坚信，政府暗中搜集着所有公民的私人资料。
如今，新科技满天飞，说不定鲁伊斯只需要往计算机里输入博比的名字，就能访问博比的私人数据，找到他想要的一切。“别想那么多了。睡吧。”朱莉安娜耳语道。每当我有烦心事，她总能察觉出来。查莉出生后，我就没睡过一晚好觉。
过了一段时间，睡不好觉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如今，我得了这个病，要吃药，就更加睡不着了。朱莉安娜侧身躺着，被子裹在大腿间，一只手挨着脸放在枕头上。查莉睡觉的样子和她一模一样。她们睡觉时几乎不发出声音，动都不动。
仿佛她们不想在梦中留下脚印。周日早晨，房子里充满了厨房飘来的香气和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聊天声。我本来要去生好壁炉里的火，打扫前门台阶，但我没有，而是偷偷去了趟报刊亭，拿了份早报。我回到书房，把增刊和杂志放到一边，看报纸上有没有报道凯瑟琳的事。
正当我准备坐下来时，我注意到，查莉鱼缸里养的一条凸眼金鱼漂在水面上，翻白肚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这是金鱼在耍什么把戏，但凑近了一看，它已经了无生气。它的鳞片上有几块灰色斑点——这是外来鱼真菌感染的迹象。
查莉还不怎么能接受死亡这个话题。中东王国的服丧期比这儿短。[1]我把鱼捞起来，放在手心里，看着这只可怜的生物。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她说，有一条金鱼消失了，她会不会相信。她现在才八岁。但话说回来，她已经不相信圣诞老人，也不相信复活节兔子了。
我是怎么把自己的闺女养成一个愤世嫉俗者的？“查莉，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你有一条金鱼消失了。”“金鱼好端端的怎么会消失呢？”“好吧，它没有消失，它死了。我很抱歉。”“它在哪儿？”“你并不是真的想看，对不对？
”“我想看。”鱼还在我手里，我的手揣在口袋里。我张开手掌，露出金鱼的尸体，本该是件很肃穆的事情，反倒弄得像变戏法。朱莉安娜是一个非常井井有条的人，她有一整套鞋盒和拉绳袋，专门拿来放家里死去的这些小生命。
我把凸眼金鱼埋在李子树下，查莉在一旁看着。我把它埋在已故的仓鼠哈罗德和一只年幼的麻雀之间，前者我们只知道它是一只“老鼠”，后者撞上了法式玻璃门，把脖子折断了。中午时分，家庭成员大多到齐了，除了我的大姐露西和她的丈夫埃里克，他们有三个孩子，但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他们名字都是“i”音结尾，什么“黛比”、“吉米”和“博比”。
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曾希望露西用他的名字给她的大儿子命名。他希望自己的孙辈也叫“约瑟夫”。但露西固执己见，给大儿子取了另一个名字——忘了是“安迪”，还是什么“加里”或“弗莱迪”来着。他们经常迟到。埃里克是我见过的最健忘的人，偏偏还是一个空管。
真是吓死人。他总是忘记我们住哪儿，每次来我们家都要打电话给我们问路。我实在不懂，这么一号人是怎么管好天上那么多架飞机，不让它们相撞的？每次我订好从希思罗机场起飞的航班，我总想提前给露西打个电话，问问埃里克是不是在执勤。
我的二姐帕特里夏正在厨房，和她新交的男友西蒙一起。西蒙是一位刑事律师，为一部揭露司法不公的电视剧工作。帕特里夏走出了离婚的阴霾，此刻正喝着香槟庆祝。“庆祝归庆祝，没必要奢侈到喝博林格吧。”我父亲说。“怎么就没必要了？
”她说着，趁杯中气泡还没下去，赶紧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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