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西蒙在做笔记。他倾向笔记本，草草记下要点，给几个词下面画线。“这就好办了，又是那种不用动脑子的案子，”他说，“你只要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十一月十三日当天不在犯罪现场就行。”“我证明不了。”西蒙疲惫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老师。
接着，他拍掉西装袖子上的一点小绒毛，仿佛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他忽然站了起来，敲了两下门，示意他已经问完了。“就没了吗？”“对。”“你不打算问问我，我有没有杀了她吗？”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你有什么要辩解的，留给陪审团吧。
祈祷不会走到那一步吧。”门在他身后关上，可他留下的东西——失落、坦诚，以及须后水的香气——仍弥漫在房间里。五分钟后，一位女警领着我穿过走廊，走进审讯室。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有时要充当一些受审少年的“监护人”的角色。
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远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巨大的录音机。墙壁和窗台上空荡荡的。女警立刻站到门内，视线避开了我。鲁伊斯来了，随他而来的是一位比他高也比他年轻的警探，脸很长，一口破牙。西蒙跟在他们身后，也走进审讯室。
他对我耳语道：“我碰你手肘时，你就不要说话。”我点点头，表示同意。鲁伊斯坐在我对面，夹克都懒得脱。他一只手摩挲着下巴上的胡楂。“本次审讯为针对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遇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约瑟夫·保罗·奥洛克林教授的第二次正式审讯，”他说，这是录音里必须出现的内容，“出席本次审讯的有，侦缉探长文森特·鲁伊斯，侦缉警长约翰·基巴尔，以及奥洛克林教授的法定代理人，西蒙·科赫。
时间为早上八点十四分。”女警检查了一下录音机，确保它在正常工作。她朝鲁伊斯点点头。他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相扣。他盯着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今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你在哪里？
”“我记不起来了。”“你是否在家和妻子一起？”“不是。”“所以你能回想起来的只有这么多吗？”他挖苦道。“是。”“那天你上班了吗？”“上了。”“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我和一位医生四点有约。”接下来几个问题大同小异，都是在询问当天的具体细节。
鲁伊斯想逼我就范。撒谎比说真话艰难百倍，他知道，我也知道。细节是最容易说漏嘴的地方。故事编得越详细，你就越难圆好。撒谎就像穿上一件紧身衣——它会把你束缚得越来越紧，令你越发施展不开手脚。终于，他问起了凯瑟琳的事。
沉默。我扫了一眼西蒙，他一声不吭。审讯开始以来，他就没说过一句话，和桌子对面那位坐得稍稍比鲁伊斯靠后一点的年轻警探一样。“你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吗？”“认识。”“你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哪里？”我把有关凯瑟琳自残和我给她进行心理辅导的事都说了出来，包括她是如何看似逐渐好转，最后又是如何离开马士登医院的。
公然讨论临床病例的感觉无比怪异。我的声音略显强硬，仿佛我在尽力说服他们，却又太过刻意。我把该说的说完，摊开掌心，示意我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在鲁伊斯的眼睛里望见了自己的面容。他还在等我继续说下去。“为什么你没有把凯瑟琳的事通报医院高层？
”“因为我替她惋惜。我不忍心看到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护士丢掉工作。这么做，又有谁能获益？”“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是的。”“你是否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有过暧昧关系？”“没有。”“你是否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没有。”“你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什么时候？”“五年前。我不记得确切日期。”“为什么凯瑟琳会在遇害当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我不知道。”“我们手头上的另一份电话记录显示，两周前，她打了你办公室的号码两次。
”“我无法解释。”“她的日记里有你的名字。”我耸了耸肩。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谜。鲁伊斯猛地一拍桌子，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包括西蒙。“你那晚见过她。”“没有。”“你引诱她离开了大联盟酒店。”“没有。”“你折磨了她。
”“没有。”“放你妈的屁！”他爆发了，“你故意隐瞒了信息，过去三周一直在销毁线索，误导调查，试图把警方对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西蒙碰了碰我的肩膀。他希望我保持沉默。我没有理会他。“我根本就没碰过她。
我也根本就没见过她。你空口无凭！”“我要和我的客户单独说话。”西蒙比我更加坚决地说。去死吧！到此为止了，我不会再对人彬彬有礼。“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我会杀害凯瑟琳？”我吼道，“就凭她在日记本里写了我的名字，给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没了，你连我的作案动机都没有！
好好干你的活去！等你找到些有用的证据，再回来指控我吧！”年轻的警探咧嘴一笑。我意识到，我说错了些什么。鲁伊斯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薄薄的绿色文件夹，他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拿出一份东西的复印件，往前一推，复印件滑到我面前。
“这是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九日，收信人为皇家马士登医院的高级护理管理人员。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在信里提出指控，控诉你在你医院的办公室里性侵了她。她声称，你先催眠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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