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抚摸她的胸部，还把手伸进了她的内裤……”“她后来撤销了指控。我和你说过了。”我的椅子“砰”的一声向后倒下，我发现，我已经站了起来。年轻的警探速度比我更快。他的体格与我相称，杀气腾腾。鲁伊斯得意扬扬。
西蒙抓住我的手臂。“奥洛克林教授……乔……我建议你先冷静下来。”“你没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歪曲事实……”“他们问的是合理的问题。”我感到一阵恐慌传遍全身。鲁伊斯已经找到我的作案动机了。西蒙扶起我的椅子，帮我摆好。
我茫然地盯着远处的墙壁，身体因疲惫而麻木。我的左手在颤抖。两位警探静静地盯着它。我坐了下来，强迫自己把手塞进两膝之间，想让它停止发抖。“十一月十三日那晚你在哪里？”“伦敦西区。”“有谁和你一起？”“没人。
我喝醉了。那天，我收到了一个关乎我健康状况的坏消息。”这句话悬在半空，仿佛一张破碎的蛛网，寻找着可以依附的地方。西蒙率先打破沉默，解释说，我患有帕金森病。我想让他打住。这是我的私事。我不需要别人同情。
鲁伊斯一点也没乱阵脚。“这个疾病的症状包括记忆丧失吗？”我松了一大口气，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不希望他因为知道我有病，而对我区别对待。“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喝酒？”鲁伊斯不依不饶。“不同的酒吧和小酒馆。”“哪里的酒吧和小酒馆？
”“莱斯特广场、考文特花园……”“你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我摇了摇头。“有人能为你的行踪作证吗？”“没有。”“你几点回的家？”“我没回家。”“你在哪里过夜？”“我想不起来了。”鲁伊斯转向西蒙。“科赫先生，能麻烦您教教您的客户如何…
…”“我的客户跟我说得很明白，他不记得自己在哪里过夜。他也清楚，这个事实不会改善他的处境。”鲁伊斯一脸讳莫如深的表情。他扫了一眼腕表，宣布了现在的时间，然后关掉录音机。审讯结束。我从一个人望向另一个人，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结束了吗？年轻的女警回到房间里。“车准备好了吗？”鲁伊斯问。她点点头，拉开门。鲁伊斯大步走出审讯室，年轻的警探摸出一副手铐，锁住我的手腕。西蒙表示抗议，但警探只是递给他一张搜查令。搜查令的两面用大写字母印着一个地址。
我要回家了。说起童年圣诞节，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圣马克圣公会学校举行的一场圣诞剧[1]，我扮演的是剧中的三位智者之一。它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那场圣诞剧里，扮演婴儿耶稣的罗素·科克伦太过紧张，尿了裤子，尿还淌到了圣母玛利亚的蓝袍前面。
扮演圣母玛利亚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叫珍妮·邦德，她气得七窍生烟，一拳砸在罗素的脑袋上，还朝他的腹股沟踢了一脚。观众看到此情此景，齐声惊呼，但惊呼声被罗素痛苦的号叫声淹没了。整场演出顿时乱了套，帷幕早早拉下。
相比台前，幕后的闹剧更加精彩。罗素的爸爸是个脑袋尖得跟子弹似的大块头警官，有时会来我们学校，给我们做道路安全的讲座。他把珍妮·邦德逼到后台角落，威胁说要以人身侵犯罪逮捕她。珍妮的爸爸大笑起来。这一笑不打紧，科克伦警官当场给他戴上了手铐，拽着他穿过斯塔福德街，把他押到警察局，让他在那儿过了一夜。
这场圣诞剧登上了全国性大报。《太阳报》的头条是：“圣母玛利亚父亲被捕。”《每日星报》的头条则是：“婴儿耶稣惨遭胯下一脚！”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查莉。她会看到我戴着手铐，夹在两个警察中间的样子吗？那时，她会怎么想自己的父亲？
无标识的警车从地下停车场爬上斜坡，开进日光中。西蒙坐在我旁边，拿了一件大衣罩住我的头。透过潮湿的羊毛，我依稀看到窗外闪光灯冒出的烟火，还有电视台的灯光。我不知道外面有多少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感觉到警车加速开走了。
开到马里波恩路时，车流变得像蜗牛般缓慢。路过的行人都放慢脚步，往我们这儿张望。我笃定无疑，他们看的是我——好奇我是谁，为什么我会坐在警车的后座。“我能给我妻子打个电话吗？”我问。“不能。”“她不知道我们要来。
”“不知道就不知道。”“但她不知道我被捕了。”“谁叫你不早点跟她坦白。”我突然想起我的办公室。今天，我还有病人要接待。我要重新安排日程。“我能打给我的秘书吗？”鲁伊斯转过身，回头瞥了一眼。“我们还要去你的办公室搜查。
”我想反驳，但西蒙碰了碰我的手肘。“这是必须走的程序。”他低声道，试图安慰我。三辆警车组成的车队停在我们家门口的路上，堵住了两边的街道。一扇扇车门猛然打开，警探们迅速集合，有几个抄一旁小径进了后花园。
来前门应门的是朱莉安娜。她戴着粉色的橡胶手套，抬手把刘海撩到一边，刘海上沾了一小块泡沫。一个警探向她出示了搜查令。她没看，因为她的目光早已落在我的身上，根本无法移开。她看到了手铐，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
她双目睁大，眼神里只有震惊和不解。“别让查莉出来！”我喊道。我望着鲁伊斯，苦苦地哀求：“不要让我的女儿看到我这副样子。求求你。”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感情，但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拿出了手铐钥匙。两个警探抓住我的手。
几个警员从朱莉安娜身旁挤了过去，进了屋，她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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