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我不停地问问题，梅尔稍有不快。“换作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者，都会做跟我一样的事情。跟地方执法官说不清道理，就去找法官。十次有九次，法院都会提供监护。”“但现在不行了。”“确实啊，”她语气失落，“规则都变了。
”法院开始监护博比后，所有关乎他人身健康的重大决策都会由法院来拍板，他的家人无权参与。未经法院允许，他不能转学，不能申请护照，不能参军，也不能结婚。同时，法院还会确保博比的父亲永远不能回到他的身边。我一页页翻看文件，翻到了裁决书。
全文大概八页，但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寻找判决结果。这对夫妻均真心实意地关心自己孩子的健康。过去，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尽全力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这一点无可指摘。不幸的是，在我看来，这位父亲因遭到悬而未决的指控，其履行父亲的职责，以合理且恰当的方式照顾孩子的能力受到了质疑。
我考虑了对抗性证据，即这位丈夫对指控的否认。同时我也认识到，孩子希望能和父母一起继续生活。显然，在此案中，既要设法顾及博比的愿望，也必须综合考虑其他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儿童福利指导方针及测试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博比的利益在本案中是最为重要的。
倘若法院给予父母双方其中一方以监护权或探视权，都会将儿童置于不可接受的性虐待风险中，则法院不能给予监护权或探视权。我衷心希望，到了一定时候，当博比拥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理解能力，且行为成熟后，他能与父亲再次共度时光。
令人惋惜的是，那个时候或许是非常遥远的将来，而在那之前，博比不宜再与父亲有任何接触。裁决书上盖有法院印章，签署人是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先生，他是凯瑟琳的祖父。梅尔在桌子另一端望着我。“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不完全是。你和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有过什么来往吗？”“他是个好人。”“我想，你应该听说了他外孙女的事。”“太惨了。”她缓缓转了转椅子，把脚伸长，鞋子抵在墙上。她定睛看着我。“不知道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文件在不在这儿？
”我故作随意地问。“你问得真巧。”“怎么说？”“今天还有另一个人想看凯瑟琳的文件。一天之内，我收到了两个有意思的请求。”“是谁想看她的文件？”“一位凶杀案调查队的警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文件里。
”她那犀利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我没有对她如实相告，她有点生气。社会工作者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他们慢慢学会不再信任他人……特别是在跟受虐儿童、被家暴的妻子、瘾君子、酒鬼、争夺监护权的父母这类人打交道的时候。
一切事情均不能只看表面。永远不要相信记者、辩方律师，还有慌了手脚的父母。永远不要拒绝询问，不要向孩子做出什么保证。永远不要倚赖寄养家庭的监护人、地方执法官、政客或高级公务员。梅尔曾经信任过我，但我辜负了她的信任。
“那位警探说，你是调查关注的目标。他还说，凯瑟琳曾指控你对她实施性侵。他还问，你有没有遭到过别的指控。”这是梅尔的领域。她并不反感男人，只是反感男人做的事情。“我性侵她一事是她编造出来的。我没有碰过凯瑟琳。
”我无法掩饰声音中的愤怒。泰然容忍是那些犯了错却佯装不知道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别人拿一些我没做过的事情指责我。在走回阿尔比恩旅馆的路上，我试图把线索拼凑在一起。血液在我缝了针的耳朵中涌动，但这也好，能让我专注思考。
这感觉就像把一台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就能保持全神贯注。博比失去父亲时，年纪应该跟查莉相仿。这样的惨剧能让一个孩子悲痛欲绝，但一个孩子思维的形成，绝不可能只靠一个人。影响他的，肯定还有他的祖父母、叔叔舅舅、阿姨婶婶、兄弟姐妹、老师、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闲杂人。
如果我能把所有这些影响过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逐个询问，或许我就能找出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我遗漏了什么？这个孩子由法院负责监护。他的父亲自杀了。这确实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并不是特例。孩子现在已经不会再由法院来监护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法律做了更改。以前的老系统对虐待案太过来者不拒。控方无须掌握细微的关键证据，而且那时也没有制衡制度。博比身上表现出了所有遭受性虐待的特征。遭受虐待的儿童往往会找到保护自我的方法。
有些会患上创伤性失忆症；其他则把遭受的痛苦深埋在潜意识里，或拒绝回想发生过的事情。可同时，一些社会工作者只会“核实”虐待指控，而不会质疑指控，因为他们相信发起指控的人不会撒谎，撒谎的只有施虐的人。博比越是否认发生过什么事情，人们就越相信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一确凿般的假定贯穿了整场调查。但万一我们错了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将一个两岁女孩的实际案例做成一份概要，将其呈交给一个专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八位临床心理学家，二十三位研究生，五十位社会工作者，以及几位精神病学家。
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孩子并没有遭受性虐待。孩子的母亲向法院提起虐待指控，因为她发现女儿的腿上有一块淤伤，而且女儿的尿布上有一根阴毛（她觉得像是女孩父亲的阴毛）。女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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