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四次医学检查，均未发现有性侵的痕迹。两次测谎以及一次警方和儿童保护服务部门的联合调查证明了这位父亲的清白。尽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三的专家建议，要密切监视这位父亲和女儿的接触，甚至想直接禁止父亲和女儿接触。
其中有几位甚至断定，那女孩被性侵了肛门。在儿童受虐案中，根本没有什么无罪推定的说法。被告一律疑罪从有。污点看不见，却又不可磨灭。我很清楚针对这类论点的反驳理由。例如，诬告是十分罕见的。我们判断错误的案件数量远多于判断正确的。
厄斯金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好人。自从他妻子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他便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在她死后，他还以她的名义，给研究基金会筹集到了很多资金。梅尔富有激情，有社会良知，相比之下，我常感惭愧。
同时，她也从不假装自己中立。她坚信自己坚信的事情。直觉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带给我什么。我又累又饿。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博比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更别说谋杀她了。我离旅馆房间还有十几步的距离，就在这时，我留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房门敞开着，地毯上有一块酒红色的污渍，正朝楼梯方向蔓延。一棵盆栽棕榈树横倒在门口。门把手肯定是在花盆倒下时被撞断的，花盆也因此碎成了两半。一辆清洁工的手推车停在楼梯间，车上放着两个桶、几个拖把、擦洗刷和一堆湿抹布。
清洁女工正站在我房间的中央。床被上下翻转，抽屉的碎块被扔得到处都是。水槽被人从墙壁上拆了下来，躺在断裂的水管和一股细流之间。我的衣服散落在湿透的地毯上，上面还散落着被撕毁的笔记本和被扯烂的文件夹。我的运动包被塞进了马桶里，上面还沾着一块大便。
“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实属人生最大的乐事，对不对？”我说。清洁女工难以置信地望着我。破坏者用薄荷牙膏在镜子上留了一条相当富有当地气息的信息：“不回家，就被打。”简单，扼要，明确。旅馆经理想报警，我不得不拿出钱包，打消了他的想法。
一地狼藉，我翻了翻，已经没什么值得抢救的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捆沾满墨水的湿乎乎的纸。唯一还能辨认的是凯瑟琳简历的最后一页。我曾在办公室里读过她简历的附信，但后面的内容没看。我扫了一下这一页，看到她列了一份推荐人名单，上面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
只有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埃姆林·R. 欧文斯医生。她留了乔克在哈利街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1]梅琳达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