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壶倒在一边，一把餐椅翻了。厨房抽屉没有关，抽屉里放着折叠整齐的茶巾、一个小工具箱、灯用保险丝，还有一卷黑色垃圾袋。厨房盛杂物的容器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未用过的袋子。门边挂着埃莉萨的大衣，她的车钥匙在桌上，紧挨着她的钱包、两封未拆的信和她的手机。
手机已经没电了。她的围巾在哪儿？我原路返回，发现围巾在椅子后的地板上。围巾中间打了一个紧紧的单结，像一个绞索。埃莉萨为人非常谨慎，决不会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认识凶手，要么他在屋子里埋伏她。
埋伏在哪里？怎么埋伏？露台的玻璃门是由强化玻璃制成的，门后通向一个小小的砖砌庭院。还有一个会触发安全灯的传感器。楼下的办公室里塞满了东西，但很整洁。一眼看去，凶手似乎没有拿走什么，DVD和埃莉萨的便携式电脑仍在原处。
我又检查了一遍楼上第二间卧室里的窗户。埃莉萨的衣服稳稳当当地挂在衣架上。她那个镶嵌着珍珠母的珠宝盒仍放在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若是有人想找，很快就能找到。浴室里，马桶垫被放下。晾衣竿上挂着浴垫，下方铺了一条蓝色大毛巾。
下议院送的纪念品杯里放着一管新牙膏。我踩住脚踏式垃圾桶的踏板，垃圾盖翻开，里面空无一物。我正准备离开，忽然注意到，水槽下面的白色瓷砖上有一层黑色粉末。我用手指摸了摸粉末表面，摸下来一些细小的灰色残渣，闻起来有玫瑰和薰衣草的味道。
以前，埃莉萨会把一只上过漆的陶罐摆在窗台上，用来放百花香，现在却不在了。或许她不小心把陶罐打碎了。如果是的话，那她肯定会把陶罐碎片扫进簸箕，倒进垃圾桶。接着，她会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到楼下，但厨房盛杂物的容器里什么都没有。
我仔细端详窗户，窗口边缘的补漆早已脱落，上面残留着几片裸露的木料。窗户本来是用油漆封上的，后来被撬开过。我把手指钩进窗户底座，咬紧牙关，用力一撬，膨胀的木头和窗框摩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成功打开了窗户。
我望向窗外，污水管顺着十英尺之下的外墙和洗衣房的屋顶铺设。紫藤爬满了庭院右侧的砖墙，很容易就能爬上去。倘若有人想爬进窗子，他能踩着污水管爬上来。我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当时的场景，某人站在污水管上，对窗户虎视眈眈。
他不是来偷东西的，也不是来搞破坏的。从窗口钻进去的时候，他撞翻了百花香陶罐，只得把现场打扫干净，因为他不想让场面看起来像非法闯入。接着，他静心等待。楼梯下面的壁橱装有一个滑动门闩，专门用来放拖把和扫帚——壁橱是一个足够大的藏身之所，能容纳一个人蹲在里面，透过铰链的缝隙向外窥视。
埃莉萨回到家。她从地板上拿起信件，走到厨房。她把大衣挂在门边，然后把东西扔到桌子上。接着，她把水壶装满，把几勺咖啡舀进马克杯里。那个马克杯。他从她身后袭击了她——用围巾勒住她的脖子，并确保围巾上的结压住了她的气管。
等她失去意识，他把她拖到起居室，在地毯的纹路上留下了浅痕。他拿胶带绑住她的手脚，小心翼翼地剪下胶带，并把落在地上的胶带碎片清理掉。接着，他把塑料垃圾袋套到她头上。在某个时刻，她恢复了意识，睁眼却只看到了黑暗。
那时，她已经离死亡不远了。一阵攻心的怒火逼得我睁开眼睛。我看到浴室镜子里的自己——一张绝望的脸，布满疑惑与恐惧。我跪了下来，对着马桶呕吐，下巴狠狠地撞在了马桶垫上。接着，我踉踉跄跄地走出门，进了主卧。
窗帘被拉上了，床单被褥又皱又乱。我的目光被废纸篓吸引，里面有六张皱皱巴巴的白色纸巾。一些记忆浮上脑海。我在纸篓里翻找起来，把纸巾拿走。我望向房间的各个角落。我碰过那盏台灯吗？我碰过牙刷和门吗？我碰过窗台吗？
栏杆呢……？一切都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我不可能给整个犯罪现场消毒。房子里上上下下都有我的痕迹。她摸过我的头发。我睡过她的床。我往酒杯里倒过红酒，用马克杯喝过咖啡。我碰过电灯开关，碰过CD盒，我的天，我们甚至还在她沙发上做过。
电话响了。我的心几乎跳出了胸膛。我不敢接。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我在这儿。我静静等待，听着铃声响个不停，甚至有些希望埃莉萨会突然动一动身子，然后说：“能麻烦去接一下电话吗？可能挺重要的。”铃声停了。我呼出一口气。
我该怎么办？报警？不行！我必须离开这里。但同时，我也不能把她扔在这里不管。我必须告诉某人。我的手机响了。我笨手笨脚地从夹克口袋里摸出手机，两手并用才把手机拿稳。我不认得这个号码。“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吗？
”“是谁？”“这里是伦敦警察厅。有人向我们报警，称有歹徒闯入了拉德布鲁克格罗夫的一处住所。报警人留下这个手机号码作为联系电话。请问是您吗？”我喉咙一紧，连一个元音都发不出来。我嘟囔了些什么我根本不在那附近之类的话。
不行，不行，这么说还不够！“抱歉，我听不清你说话。”我口齿不清地说，“你之后再打过来吧。”我挂掉电话，惊恐地盯着空白的屏幕。我的脑袋里有某个声音在吼叫，声音大得我根本听不清自己在想什么。这吼叫声一直埋伏在我脑内，声音慢慢变大，而此刻，它已成了隆隆轰鸣，仿佛一列货运列车开进隧道。
我必须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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