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司的敏感消息，因而对某人造成威胁。这些全都只是臆测；然而，他也藉此指出十三个他认为可能涉及利害关系的人。布隆维斯特前一天与范耶尔的交谈也将另一点解释清楚了。从一开始，老人提起家中许多成员时，口气便充满轻蔑与中伤，这让布隆维斯特觉得很奇怪。
他怀疑是老人对家族成员的猜疑扭曲了他对海莉失踪案的判断，但如今他逐渐了解范耶尔进行评估时冷静得惊人。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在社会上、财务上十分成功，但在其他普通层面却明显失常的家族。范耶尔的父亲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生下小孩之后便将教养与照料生活之责交给妻子。
孩子们满十六岁以前，只有在特殊的家庭聚会上才能偶尔见到父亲，他虽要求他们出席，却又对他们视而不见。范耶尔不记得父亲曾以任何方式表达过爱意，反倒是经常数落他没有能力，并以激烈言词批评他。父亲极少体罚，因为不需要。
后来他由于在范耶尔企业表现杰出才终于获得父亲重视。长兄理查德很叛逆。在某次争执过后——至于争执的原因，家人从未提及——这孩子便搬到乌普萨拉就学。范耶尔先前已经提过他的纳粹生涯便是在此播下种子，最后更将他带往芬兰战区。
但他却没说另外两个兄弟的一生也颇为类似。一九三〇年，哈洛德与葛雷格也跟随理查德来到乌普萨拉。他二人十分亲近，不过范耶尔无法确定他们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这几个兄弟很明显都加入了英达尔的法西斯运动“新瑞典”。
哈洛德忠诚地追随英达尔多年，首先加入瑞典国家联盟，接着是瑞典在野团体，最后则是战后的“新瑞典运动”。直到英达尔于九十年代去世之前，哈洛德始终是成员之一，有几段时期他甚至是蛰伏的瑞典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哈洛德在乌普萨拉研读医学，而且几乎是马上就进入沉迷于种族卫生与种族生物学的圈子。他有一度在瑞典种族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身为医师的他更是积极推动让族群中不受欢迎的分子绝育的运动。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〇二九五〇：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
一九三七年，他与人合著一本名为《人民的新欧洲》的书——谢天谢地，他用的是笔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这件事。我手边有一本，你可以看看。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书中最令人作呕的一本。哈洛德不仅主张绝育，还主张安乐死——亦即主动将不符合他审美品味与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种形象的人杀死。
换句话说，他以完美的学术文章、并涵盖所有必要的医学论据，恳求进行一场大屠杀，除掉那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让萨米人(2)扩散，他们受到蒙古人影响。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将死视为一种解放，对吧？解放女人、游民、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若是在达拉纳省就好了。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〇四一六七：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
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他恨你？”“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他为什么恨你？”“因为我结婚了。”“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
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
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
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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