煊赫的历史、雍容华贵的气质和侯门尊严如今又有什么作用了呢？一个一生中不会说一句完整德语的拙劣文人和下流的家伙，竟然可以随随便便指出巴尔巴拉不是德意志民族中的一员。因此，巴尔巴拉的血液里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不纯的。
德国法院认为，这一条足以构成离婚的理由。因为金发的莱茵人有权要求自己的妻子是纯种女人。像巴尔巴拉这样并非纯“雅利安人”的女人，亨德里克早该把她遗弃。同时，她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是公开的丑闻。巴尔巴拉从一九三三年二月以来，一直待在巴黎。
凡过去了解她的人都发现她彻底变了。她的种种幻想破灭了，她不再伤感和爱玩了。她的脸显得刚毅不屈，刚毅的神色溢于眉宇和前额。甚至连她那溜达的步履如今也充满了活力。只有立下终身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才有这样坚毅的步伐。
巴尔巴拉积极行动起来了。过去，她经常画点小画，读读大部头的书，关心朋友的苦乐，参加轻松的游戏和耽于苦思冥想，以此来打发时光。如今，她在援助德国政治难民委员会工作。此外，她和朋友塞巴斯蒂安及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编辑出版一份杂志，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扩军备战、在文化和司法领域里的暴行及其卑劣的行径和危险性。
塞巴斯蒂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负责编辑工作，巴尔巴拉管理日常商业事务。巴尔巴拉办事干净利落，在处理业务方面．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她竟然能力如此之强。他们的小小杂志，得不到任何的资助，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存。
它用德法两种文字每周出版一次。在创办初期，杂志是油印的，只提供给少数订户。半年后，薄薄几页的小小油印品，居然发展成正规的杂志，并在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大城市拥有了读者。“我们的读者，在斯德哥尔摩有五十人，在马德里有三十五人，在特拉维夫有一百一十人，”巴尔巴拉在她旅馆的小房间里召开的“编辑会议”上说，“我对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十分满意。
不过在瑞士的发行工作，还要继续打开门路。如果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代表，那该多好啊！总的来说，读者还是太少。应该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太穷了……”“我们的敌人在花费数百万来散布他们的谎言。
而我们连邮寄刊物的邮费都没有。”她边说边把自己褐色枯瘦的手握成拳头，以表示无奈和对以后工作坚定的信心。如往常那样，只要她一想起仇人和敌人时，目光便会变得咄咄逼人。塞巴斯蒂安过去考虑问题喜欢钻牛角尖，纠缠于细枝末节，如今他也彻底改变了。
他学会了抓住事物的本质，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内心的思想。“斗争的规律不同于高雅的艺术规则，”他说，“斗争规律要求我们不是去抓细枝末节，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主要问题上。我现在的任务不是去寻找和塑造美好的事物，而是竭尽全力地工作，并为之做出最大的牺牲。
”有时他劳累了，可能会说：“我感到厌倦，毫无意义。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太多，他们处于绝对优势。我们长期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是多么痛苦和可笑，我渴望能到遥远而偏僻的孤岛上去。在那儿，我们能摆脱一切痛苦，同时眼前的艰苦现实也不再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地方！”巴尔巴拉大声喊道，“塞巴斯蒂安，你想象的岛本来就不存在，而且就目前状况看，它也不可能存在。再说，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甚至有点儿怕我们。我们揭露敌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事实，通过我们的报纸传播出去，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害怕，都会一点点加速敌人的灭亡。
塞巴斯蒂安，他们的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巴尔巴拉充满胜利的信心，在朋友塞巴斯蒂安感到气馁的时候，她镇静地安慰他。“你想想，”她对塞巴斯蒂安说，“在阿根廷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订户，多好啊，他们把钱都寄来了。
”巴尔巴拉花了半天的时间，给索菲亚、哥本哈根、东京和布达佩斯的图书馆和发行中心写信，催他们归还数目不多的债务。巴尔巴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友谊，虽谈不上亲密无间，但已超过一般同事的关系。巴尔巴拉尊敬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因为她勇敢，干劲十足。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独自埋头苦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她和塞巴斯蒂安负责编辑政治评论栏目，他们二人一心扑在那份小小的杂志上，像母亲的心牵挂在孩子身上一样。当她初次见到杂志被铅印出来，装订美观时，她高兴得几乎流下了眼泪。
她拥抱了巴尔巴拉，虽然屋内没有旁人，她却对巴尔巴拉细声耳语道：“这一切，我是多么感谢你啊！”巴尔巴拉久久地端详着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那张柔和的、宽大的、涂脂抹粉的脸庞，她发现在赫尔茨费尔德的脸上增添了明显而深深的皱纹。
这皱纹说明，大家同甘共苦熬过了去年，然而在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内心深处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心灵深处剧烈而痛苦的矛盾。原来在流亡初期，一天，她遇到多年未曾见面的丈夫。她抱着很大的希望。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在莫斯科与别的女人同居了。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早该冷静地看清这点。然而，当消息传到她耳中时，她感到意外，感到失望。不过，这内心的希望她却从未流露过。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还想着亨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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