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提到了亨德里克的名字。“他的日子好过吗？”她轻声细语地问。夜深人静，她俩一起工作了很久，“演戏给他带来乐趣吗？他对新的荣誉感到满足吗？”“你这是在说谁呀？”巴尔巴拉反问道，眼睛并没有看着她。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解嘲地微微一笑，脸色一阵微红，说：“这会说谁呢？说你那离了婚的丈夫……”巴尔巴拉毫无表情地说：“他还活着？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他这个人存在。对我来说，他早已死去。我不喜欢昔日的幽灵，最讨厌像他这样不忠实的幽灵。
”从此以后，她俩再也没有谈论过亨德里克。巴尔巴拉有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他孤独一人，住在地中海沿岸法国南部城市里维埃拉。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他立即离开了德国。当时，一群纳粹学生闯到他的家里，准备向“赤色的枢密院顾问”表示一下“真正的德国青年”对他的态度，但是这伙青年扑了个空。
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真正的德国青年”本想把这位世界闻名的长者狠揍一顿，然后把他装进汽车送入附近的集中营。这帮匪徒在枢密院顾问的别墅里只找到了吓得浑身发抖的女管家，他们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为了给民族事业做贡献，也为了使这次夜间行动具有某种意义，匪徒们把可怜的老太婆折腾了一阵后，使她精神恍惚，然后将其关进了地下室。
接着他们冲到楼上的图书馆去取乐。这伙“真正的德国青年”踩着歌德、康德、伏尔泰、叔本华、莎士比亚和尼采的著作狂舞。这些穿党卫队制服的青年，厌恶地认为那些书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狂吠，他们歇斯底里地发作，把列宁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扔到壁炉的熊熊烈火中去焚烧。
在返回的途中，这批年轻人面露狰狞地狂笑，他们感到在枢密院顾问家里度过的两个钟头是愉快的时光。“如果那条老猪在家，”狂妄的小伙子大声喊叫，“那才有好戏看呢！”枢密院顾问动身时，把最重要的文件和爱读的少量书籍装在手提箱里带走了。
他在途中花了几个星期旅游，先到瑞士，然后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在法国南部住了下来。他在海滨租了一幢小房子，花园里有几棵棕榈树和美丽的花丛，不远便可见到大海。老头儿孤独一人，深居简出。有时，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来回踱步数小时之久。
有时，他坐在屋前，观看大海变幻无穷的诱人色彩。“这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他对女儿巴尔巴拉说，“看看这面前美丽的大海，一望无际的海水，使我心潮澎湃。我到这里很久了。来这里以前我已经记不起地中海是如此的湛蓝。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德国人，都向往地中海。他们敬仰地中海，把她当作德国文明的神圣摇篮。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地中海突然遭到憎恨。德国人想把他们自己与地中海强大的力量和优雅的魅力割舍开。他们以为可以不再需要优美明澈的地中海了，并且大喊大叫地表示对地中海已经厌烦了。
但这是德国人自己的文明啊，我们怎能就那么容易地抛弃呢。他们想否定我们德意志民族为世界建树的伟大功绩吗？唉，可怜的德国人啊！他们还要忍受多少痛苦，他们还会给别人增添多少痛苦啊！”纳粹政府没收了枢密院顾问的房屋和财产。
布鲁克纳还从法国报纸的一则通知中获悉，他已被取消国籍，他已经不是德国人了。当他得知这消息后的几天，便又开始工作了。“这将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他给巴尔巴拉的信中写道，“书名就叫《德国人》。我将在书中阐述我对德国人民所了解、所担心、所希望的一切。
关于他们，我了解得太多了，我为他们也担心得太多了，对于他们，我抱的希望也太多了。”他在心爱的异国海滨忧国忧民，痛苦地度过余生。有时，几个星期过去了，他除了和女仆说几句法语以外，平时一言不发。他接到许多来信。
他的学生如今都流亡异国，留在德国的也都感到绝望。他们来信向老师求教，希望得到他心灵上的慰藉和行动上的鼓励。“对我们来说，您的名字象征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有人勇敢地从巴伐利亚的一个省城这样给他写道，然而使用的是伪造的字体，并隐瞒了真实的地址。
这类忠诚坦率的表白，使枢密院顾问既感动又怨恨。“在当今的德国，有这样的想法并表达出来的人，大有人在，”枢密院顾问这样想，“因为他们已经忍受了发生在面前的灾难，但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没有行动起来进行反抗。
对于德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听之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罪魁祸首。”他把来信搁置一旁，重新展开稿纸，奋笔疾书。稿纸在逐日增厚，字里行间充满了热情和智慧，怨恨和反抗，以及疑虑和信心。布鲁克纳知道，特奥菲尔·马德尔偕同尼科勒塔住在里维埃拉的另一个小镇里，离他不到五十公里远。
一次，他俩邂逅，彼此打了打招呼，没有约定何时再见，后来再也没有见面。马德尔和布鲁克纳的心情都不佳，也不想相会交谈。这位讽刺家昔日那种快乐的、出言不逊的神态消失了。德国的灾难惊得他目瞪口呆，沉默寡言。他像布鲁克纳一样，整天坐在小花园的棕榈树下和花丛边，凝视着大海。
然而，马德尔的目光并不包含宁静和沉思。他的目光显得焦躁不安，茫然地绝望地彷徨在波光粼粼的辽阔的海面上。他浅蓝的嘴唇依然做着吸吮的动作，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声音，不过如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