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二月中旬，我联系了一位精神科医生，那时候，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将近六个星期，实在无能为力了。我在五年前听过这位医生在巴尔的摩的讲座（主题：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时候他不认识我，现在认识了。
不太熟悉心理治疗的人常会想当然地以为心理医生都是讲话柔声细语、对人嘘寒问暖的；你只管像涂在烤面包上的黄油那样往他的沙发上一摊，接着就能畅所欲言。其实未必如此，有歌为证。示例一：朱利安·菲尔丁。首先，根本没有沙发。
我们每周二在埃德的书房里碰面，菲尔丁医生坐的是壁炉旁的俱乐部沙发椅，我坐窗边的扶手椅。他的语调是很温柔，但嗓音实在不敢恭维，如旧木门的铰链般吱吱嘎嘎，尽管如此，他仍符合优秀精神科医生的必要条件：判断精准，专注细节。
“就是那种走出淋浴室才撒尿的人。”埃德不止一次这样形容他。“那么，”菲尔丁医生锉刀般的声音响起了。一道午后的阳光照亮了他的脸庞，在他的眼镜上留下很多小太阳似的光斑。“你说你和埃德昨天因为奥莉薇亚产生一番口角。
这些谈话对你有好处吗？”我扭过头，瞥了一眼拉塞尔家的房子。我很想知道简·拉塞尔正在忙什么。我好想喝一杯。我的手指沿着喉咙来回抚动。我回过头，看着菲尔丁医生。他看着我，他的抬头纹很深。也许他累了——我是真的累了。
这次诊疗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向他描述了恐慌发作的场面（他很在意），我和戴维的交往（他好像不太感兴趣），然后又讲到我和埃德、奥莉薇亚的交谈（又在意了）。现在，我又移开了视线，没有躲闪眼神，也没有想什么，只是望着埃德书架上的那些书。
私家侦探史。两部拿破仑传记。《湾区建筑研究》。我丈夫真是个不拘一格的阅读爱好者。我那遥不可及的丈夫。“在我听来，这些交谈让你产生了一些复杂的情绪。”菲尔丁医生说道。这是典型的心理医生的行话：在我听来。
我理解的是。我认为你的意思是。我们是阐释者。我们是翻译。“我一直……”一张口我就意识到，有些话未经思考已到嘴边。我可以再讲一遍吗？我可以；我继续讲。“我一直在想——停不下来——那次旅行。是我提议的，我恨透了这一点。
”书房另一边没什么动静，哪怕——或许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来龙去脉都知道，并且已听我讲了无数遍。又讲了一遍。“我一直在想，但愿不是我提议的。不是我。我一直期望是埃德提议的，或者根本没有人提议。我们根本没去。
”我把手指扭到一起，“很显然。”他温柔地说：“但你们确实去了。”我心如刀割。“你安排了一次家庭度假短途游。谁也不应该为这种事感到羞耻。”“在新英格兰，在冬天。”“很多人会在冬天去新英格兰。”“太愚蠢了。
”“你是好心。”“愚不可及。”我硬要这样讲。菲尔丁医生没有再回答。中央供暖系统卡了一下，又喷出暖风来。“如果没有那次旅行，我们一家人现在还是好好的，在一起。”他耸耸肩。“也许吧。”“肯定是。”我感觉得到，他凝视我的眼神重若千斤。
“昨天我帮到了一个人。”我说，“蒙大拿的一位妇人。老奶奶。她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他早已习惯这种突然的转弯——还称之为“突触式跳跃”，虽然我们都明白，我是故意转移话题。但我不管不顾地讲下去，把莉齐奶奶的事，还有我把真名告诉她的事都说了。
“你为什么那么做？”“我觉得她试图建立联结。”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里不就劝诫我们要这么做吗？“只有联结”——啊！我想起来了：七月读书俱乐部的书目正是这本。“我想帮助她。我想让她觉得我是可以接近的。”“那是很慷慨的举动。
”他说。“我觉得也是。”他在沙发椅里调整了一下坐姿：“听起来你好像可以为他人设身处地考虑了，而不再仅仅沉溺于你自己的事。”“有这种可能。”“那是一种进步。”庞奇早就悄悄走进这间屋子了，此刻正围着我的脚踝转圈，眼睛看着我的膝盖。
我屈起一条腿，垫在另一条大腿下面。“康复理疗的情况怎么样？”菲尔丁医生问。我摸了摸自己的腿和身躯，好像在综艺竞赛节目中展示一份大奖。你也可以赢得这个三十八岁的残破身体哦！“我看起来好多了。”不等他来纠正我，我赶紧补上一句，“我知道，理疗不是为了塑身。
”但他还是纠正了我。“不仅仅是为了塑身。”“不仅仅是，我知道。”“也就是说，进展不错？”“我康复了。不痛了。”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真的。脊椎不疼了，肋骨也不会吱吱嘎嘎响了。我走路的时候也不跛了。”“是的，我注意到了。
”“但我还需要一点练习。我很喜欢比娜。”“她成了你的朋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我承认，“花钱买来的朋友。”“最近她是每周三上门来，对吗？”“通常都是。”“很好。”他说，仿佛周三是特别适合有氧运动的日子。
他从没见过比娜。我想象不出他们碰面会是什么场景；他和她，好像分属于不同的时空维度。快到结束的时候了。我无须查看壁炉架上的座钟就知道，菲尔丁医生也一样——多年行医后，我们都能凭经验掐算出诊疗所需的五十分钟，甚至精确到秒。
“我希望你继续服用原有剂量的β受体阻滞剂，”他说，“至于盐酸丙咪嗪，现在你服用的是一颗5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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