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会死。”“我去叫医生。”护士说着，走向门口。等她离开了，利特尔又点了点头：“你知道谁会想伤害这位邻居吗？”我咽了一口口水：“她丈夫。”他频繁点头，眉头也皱得更紧了，一甩手腕，合上了记事本。“情况是这样的，安娜·福克斯。
”他的语调突然轻快起来，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今天上午我去过拉塞尔家了。”“她还好吗？”“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回去做个陈述。”我的医生是个年轻的拉丁裔美女，美得惊为天人，简直让我再一次呼吸困难，但这并非她给我注射氯羟去甲安定的原因。
“要我们帮你给什么人打电话吗？”埃德的名字就在嘴边，但三思之后，被我咽了下去。没用。我说出了声：“没用。”“什么？”“没有。”我对她说，“我没有——我很好。”我得字斟句酌，把每句话都当作折纸手工那样谨慎组合。
“不过——”“没有亲属？”她看了看我的婚戒。“没有。”说着，我默默地用右手盖住左手，“我丈夫——我不——我们不在一起。现在不在一起了。”“朋友呢？”我摇摇头。她能给谁打电话？戴维肯定不行，显然也不会是韦斯利；也许，比娜可以，但我的情况还好。
只是简不太好。“要不然，给你的医生打电话？”“朱利安·菲尔丁。”我像自动答录机般报出这个名字，都来不及阻止自己，“不行。不用打给他。”我看到她和护士交换了一个眼神，护士又和利特尔交换了另一个眼神，利特尔再把这个眼神传递给医生。
典型的僵局。我真想大笑一番，但并没有笑出来。简。“你应该知道，你不省人事地倒在公园里。”医生继续说，“急救人员无法辨认你的身份，所以才把你送到莫宁赛德医院。你一醒来就出现了惊恐发作的症状。”“很严重的发作。
”护士插了一句。医生点点头。“很严重。”她又查看了一下病历簿，“今天清晨又发作了一次。你是一名医师，我没理解错吧？”“不是医科。”我回答。“那是什么类别的医生？”“心理医生。我从事儿童心理分析治疗。”“你有没有——”“有个女人被刺了。
”我忍不住拔高音量。护士后退一步，好像我已然挥起了拳头，“为什么没人关心这件事？”医生犀利地扫了一眼利特尔，把她的问题讲完：“你有没有恐慌症病史？”利特尔和蔼可亲地坐在椅子上，护士像只蜂鸟般颤抖着，我对医生描述——向他们所有人坦白了——自己的恐旷症，自己的抑郁症，还有，是的，恐慌症；我还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服药规律，十个月足不出户，还有菲尔丁医生和他的厌恶治疗法。
我依然口齿不清，所以费了一番功夫才讲完；每一分钟都要咽下更多的水，浸润那些冒着泡泡想涌出来的词句，总有水溢出我的嘴角。终于讲完了，我又深深陷入枕头和靠垫里。医生看着病历簿，思忖片刻，缓慢地点了几下头：“好吧。
”终于她利落地点头示意，抬起视线：“我要和警探谈一谈。警探先生，能否——”她指了指门外。利特尔站起来，椅子又嘎吱嘎吱地响。他朝我笑笑，跟着医生走出了病房。他的离场留下了一个庞然的空洞。现在，病房里只有我和护士了。
“再喝点水吧。”她好心提议。过了几分钟，他们回来了。也许不止几分钟，房间里没有钟。“警探愿意送你回家。”医生说道。我看了看利特尔，他以笑容回应我。“我会给你开一些安定剂，晚点再吃。但我们先得确保你在回家路上不会恐慌症发作。
所以最快捷的办法是……”我当然知道最快捷的办法是什么。护士已经竖起了针筒。37“我们以为那是恶作剧。”他在说，“好吧，是他们这样想。我应该用‘我们’这个说法——我们都该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合作单位。
你懂的，我们是个‘团队’，为了共同利益合作，就是这个意思。”他加快了语速，“但我当时不在场。所以，我不觉得那是恶作剧。我不知道详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明白。我们坐在他那辆没有警车标志的汽车里，在林荫大道下坡而行；午后的阳光在沿街人家的窗玻璃上跳闪，像是小石子被扔进池塘，一跳一跳往前飞跃。
我的头靠在车窗上，面孔在玻璃上形成镜像，软绵绵的睡袍拉到了脖子下面。与利特尔的身形相比，驾驶座简直太小了，他的胳膊肘不停地蹭到我。我觉得一切在减速，我的身体，我的头脑。“当然，他们一去就看到你缩成一团倒在草地上。
这是他们的原话，一个字不差。他们发现你家的门敞开了，所以以为事故是在你家发生的，但在屋内搜索了一遍后，确定屋里没人。考虑到他们在急救电话上听到的内容，他们必须进屋搜寻，你懂的。”我点头。我想不起来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你有孩子吗？”我再次点头。“有几个？”我伸出食指。“独生子女，嗯？我有四个呢。当然，第四个孩子将在明年一月出世，预订成功，但尚未交货。”他自顾自地笑起来，我没笑。我连嘴唇都动不了。“四十四岁，即将有第四个孩子。
我想四是我的幸运数字。”一，二，三，四，我想起来了。吸气，呼气。感受安定剂在你的血管里翱翔吧，真像一群飞鸟。利特尔按了一下喇叭，前面那辆车才一溜烟地开走。“午餐高峰时段。”他说。我抬眼望向车窗外。几乎十个月了，我第一次身在街头，第一次坐在车里，这么说吧：第一次坐在街头的车里。
我已经十个月不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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