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改行卖西瓜去，挺起胸膛当个黎民百姓？十年廿年也出不了一位名角儿呢。关师父的心血付诸东流。他更老了。虎威犹在。二人被叫来，先噼啪一人一记耳光，喝令跪下，在祖师爷神位前，同治光绪名角儿画像的注视下，关师父苍老的手指，抖了：“白教你俩十年！
”小楼和蝶衣俯首跪倒，不敢作声，“一日为师，一生为父”，这不单是传统，这还是道义。戏文里说的全是这些。师父怒叱：“让你们大伙合群儿，都红着心，苦练，还不是要出人头地？一天不练手脚慢，还干脆拆伙？卖西瓜？
嗄？”老人呛住了，喘了好几下。门外一众的小徒弟，大气也不敢透。两个红人跪在那儿听他教训，还没出科的，连跪的余地都没有。“同一道门儿出去的兄弟，成仇了？你俩心里还有我这师父没有？”越骂越来劲，国仇家恨都在了：“咱中国有句老话，老子不识字，可会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刀枪杀，血被外人踏！
’唱词里不是有么？眼瞅着日本鬼子要亡咱了，你们还……”末了把二人赶走，下令：“给我滚，一个月之内组好班子再来见我！咱台上见！”——一场“兄弟”。关师父等不到这一台。就在初六那天，孩子如常天天压腿，一条一条的腿搁在与人一起老去的横木梁上，身体压下去。
关师父坐在竹凳子上，喊着：“七十六，七十七，六十三，六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孩子暗暗叫苦，你看我，我看你，真没办法，要等师父数到一百下，快到了，他年岁大，记性坏，总是往回数。关师父的眼神迷濛了，喊数更含糊。
花白的头软垂着，大伙以为他盹着了，装个鬼脸。在毫无征兆毫无防备的一刻，他的头一垂不起，在斜晖下，四合院中，生过一顿气之后，悄悄地老死了。顽皮但听教的孩子们，浑然不觉。小楼匆匆赶至蝶衣的家。在下午的四点钟，蝶衣刚抽过两筒。
小四给他削梨子吃。那鸦片神秘的焦香仍在。梨子的清甜正好解了它。正瞥到帘下几上，那电话罩着一层薄尘，太久没人打来，也根本不打算会接，那薄尘，如同给听筒作个妆。蝶衣见小楼气急败坏：“师父他——”他忙抖擞：“知道了，咱先操操旧曲，都是老搭档——”“见不着师父了！
”蝶衣一惊，梨子滚跌在地。他呢喃：“见不着了？”“死了！”“死了？”小楼非常伤感：“科班也得散了。孩子没着落，我们弟兄们该给筹点钱。”蝶衣呻吟：“才几天。还数落了一顿，不是说一个月之内组好班子么？不是么？
……”生死无常。哀愁袭上心头。心里很疼。情愿师父继续给他一记耳雷子，重重的。他需要更大的疼，才能掩盖。小楼低着头，他也吃力地面对它。喉间的疙瘩，上下骨碌地动着。蝶衣想伸手出来，抚平它，只见它嘀嘀咕咕地，挥之不去——好不容易凑在一块，是天意，是师命，他俩谁也跑不掉，好不容易呀，但师父却死了！
下一代的孩子们都在后台当跑腿，伺候着已挣了出身前程的师哥们。这一回的义演，筹了款子，好给师父风光大葬，也为这面临解体，树倒猢狲散的末代科班作点绸缪——不是绸缪，而是打发。心情都很沉重。“哈德门、三个五、双妹…
…”卖香烟的在胡同口戏园子里外叫喊着。台上则是大袍大甲的薛丁山与樊梨花在对峙。上了场，一切喜怒哀乐都得扔在身后，目中只有对手，心中只有戏。要教我唱戏，不教戏唱我。戏要三分生，把自己当成戏中人，头一遭，从头开始邂逅。
心底不痛快，还是眉来眼去地对峙着，打情骂俏……就在急鼓繁弦催逼中，外面忽传来轰烈的噼噼啪啪声响。对拆中的小楼和蝶衣，有点紧张。“师哥，是枪炮声么？听！”虽是慌张，也不失措，不忘老规矩，照样没事人地演下去。
小楼跟着点子，也细听：“不像。奇怪。”群众的喧哗竟又响起。拆天似的：“和平了！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国军回来啦！”……原来欢天喜地的老百姓在点燃鞭炮，还有人把脸盆拎出来大敲。狂欢大乱。座上的看客措手不及，扭头门外，火花四溅，跑来一个壮汉，来报喜：“胜利了！
胜利了！”人心大快。礼帽、毛巾、衣物、茶壶、椅子、瓜子、糖果、香烟……全都抛得飞上天。蝶衣开心地耳语：“仗打完了！”小楼也很开心：“不！咱继续开打！”二人越打越灿烂，台下的欢呼混成一片。菊仙在上场门外，不知何故，眼泪簌簌淌下。
一个八九岁的小徒儿，依偎在她身畔，有点惶惑。戏演完了。后事也办妥了。终于，太阳也下山了。那天，把义演的账一算，挣来的钱，得分给他们。下过一场微雨，戏园子门外，一地的爆竹残屑被浸淫过，流成一条条蜿蜒的小红河，又像半摊血泪的交织。
科班散了，像中国——惨胜！喜乐背后是痛楚。菊仙拎着一个蓝布袋，里头盛了银元。徒儿们，最大不过十三四，最小，便是那八九岁的，排成一行，一个挨一个，来到段小楼跟前。他以长者身份，细意叮咛：“科班散了，以后好好做人！
”分给每人两块银元。孩子接过，一一道：“谢谢！”也许可以过一阵子，但以后呢？小楼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又叮咛：“好好做人！”眼前细雨凄迷，前路茫茫。非常无助。孩子们抬头看天色。空气清明如洗，各人心头黏黏答答。
师父在，再不堪，会有落脚处，天掉下来有人担待，大树好遮荫，不必操心，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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